环境——历史的对象

  历史是研究过去人类社会生活和活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科学，由于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人们对生态问题愈发重视，历史也开始关注人类社会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保护自然、应对灾害和污染或采取预防措施、资源开发和发展对环境的影响等相关观点一直是推动环境史发展的主要主题（英国环境史的直译）。它研究过去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过程中，它将非人类因素融入历史，有助于解构西方长期以来将“理性”、“社会和文化”与“自然”分离的传统。

1. 融入“时代气息”的环境史

  与人类科学的某些特定学科不同，环境史并没有真正的“奠基人”。它是地理学家、生态学家和其他对陆地环境进化感兴趣的研究人员采用的一种交叉方法。对历史学家而言，他们通常认可有两个创始领域。

  首先，传统政治史对伟大战争和王权更为敏感，与地理学同时代诞生的是年鉴学派，由马克·布洛赫和卢西恩·费弗尔于1929年创立的，该学派主张对历史的回顾。弗尔南多·布劳德尔是这一潮流的具体体现，他在20世纪中叶创作了一部关于16世纪地中海的重要作品。法国的这种特殊性往往与学术教育中历史和地理的邻近性有关，与生态问题无关，毕竟“环境”一词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使用。长期以来，受经济和社会研究方法影响，研究侧重于社会群体（工人、资产阶级、农民等）的历史，没有真正研究生产活动演变的环境后果，如19世纪的工业化。一些人试图创作一个“不包括人类”的故事，即仅描述自然现象本身，例如已经讨论过的气候变化，但却没有得到广泛接受。20世纪60年代，为解释价格曲线和形势分析，埃马纽埃尔·勒罗伊·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开始对朗格多克（Languedoc）乡村的天气评级感兴趣。“正是农业史引导我对气候史的感觉从迟钝向正常过渡”，其创始著作《1000年以来气候的诞生》一经问世他便解释道。渐渐地，由于使用计算机处理统计序列以及与气象学家合作，他的工作广受国际赞誉。最近，人被重新认定为研究对象，有时作为气候灾害的受害者，有时作为改造环境的参与者或改造气候的工程思考者。这一最新发展说明了为历史实践者熟知的一种现象：历史是时代的产物，在实践历史的时候，社会会向历史提出问题。

  第二个主要灵感来源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环境史，彼时学者们开始关注自然环境的污染或退化。美国历史学家试图记录这个国家自工业化起始的自然保护实践史，撰成一部保护自然神话。该研究的重点是与野生区域保护相关的思考或实践，但其他研究从城市历史和技术的角度突出了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企业环境维度的考察主要在欧洲兴起[1]。总体而言，从北方到南方有一个大致梯度，北方的环境史更早趋于多样化，并且在教育和研究领域得到制度层面的认可，而南方在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则相对较少；这也与英语的发展趋势相重叠，地中海地区的英语比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欧洲的发展程度低[2]。

  现在加入第三种方式，即在需要合作的领域使用互补方法，以了解过去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古植物学的发展，关于花粉和木炭痕迹的研究以及一般环境分析技术，使人们有可能填补书面文献的空白，成为原始历史、古代甚至中世纪时期的重要里程碑。就最近一段时期而言，航空摄影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的使用为研究20世纪下半叶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现在开始，该领域的研究覆盖范围非常广泛，汇集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历史地理、生态学、生物学等，而不仅仅是历史）的研究人员。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将社会（行动、经历、管理等）置于前沿，但对于环境科学而言，社会是环境变化的解释因素，而动植物生物多样性或气候现象才是研究的主要焦点。

  本文其余部分旨在介绍一些活跃领域及其显著成果。

2. 人与环境

  首先，环境史的主要领域与传统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环境类型相交叉。特定研究小组研究的首个环境是森林环境。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的法国森林史研究小组立即将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森林学家和管理人员齐聚一堂。从木材的使用历史（直到19世纪，冶金学一直使用木材）到媒体报道或灾难性事件的处理，方法大不相同，法国最新事件的其中一例是1999年的风暴。

  从历史角度研究社会科学的第二个领域是湿地。自现代[3]开始，湿地排水的经济和政治动机饱受重视。成为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行动主阵地之前，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规划状态和重大空间变化（比如朗格多克）的背景下，这些地区曾是许多排水和蚊虫控制行动的对象。

  第三种主要环境类型也是动态史学的主题：城市环境。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 重点调查改善城市环境的过程，特别是人口增长和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深刻变革之后。自然与绿色空间的问题，如废弃物净化或水净化的技术设备，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4]。
• 或者从相反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污染者和18世纪末化学革命的产物新生产活动的后果。同时，城市消费垃圾的现状也得到了关注， 这些垃圾曾是整个回收行业的资源，后来成了无用的“废物”，直到最近在可持续发展的口号，以及“循环经济”[5]的推动下，这个问题才不再有人提起。
• 本着互补的方式，我们引入了由美国生态学家尤金·欧达姆提出的“城市新陈代谢”概念，从跨学科视角进行研究。该方法考虑了城市的进出流量，从水、建筑材料（木材）到动植物材料、食物和粪便中的氮元素。

  20世纪下半叶的城市现象，例如城市蔓延和半城市化，也是一个历史研究主题，得思考它们对环境的影响。为满足居民区居民的生活方式，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被混凝土化、“推土机化”，同时进行了防水处理。经过植物检疫产品处理的庭院式草坪取代了森林、草地，以及有时甚至靠近城市中心的小型湿地，[6]。大城市的扩张不再是西方国家的特有现象：德里1990年的城市面积是1900年的13倍；北京的城市面积仅在上世纪90年代就翻了一番。

  环境风险研究是另一个取得重大突破的知识领域。基于历史档案的实证方法，风险本身并不存在，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根据参与者和目的不同，环境风险从科学方法评估到媒体或更广泛的文化表征各不相同。讽刺的是，人们对过去的社会环境管理条件一无所知，又或者在面对可能会给自身带来危害的灾难时，人们只是听天由命[7]。村庄遗址的历史地理位置表明了人们如何设法搬离活动不规律的河床或山区中的雪崩走廊。城市和穿越其中的河流间的关系变化相当之大，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美学和娱乐观点得到提升，而在此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人们进行大规模开发，要求水生环境提供实用和经济功能（工业港口，堤防，甚至护城）[8]。至于受地震或火山爆发等灾害影响的城市遗址，虽然有些已经废弃，但仍然保留了特定时期的历史证据（庞贝古城等），其他一些已经重建，重建重点关注的是经济状况和挑战。西西里岛的墨西拿便是典型例子，1908年，那里崇尚港口利益优先，使用钢筋混凝土进行重建，绘制新的街道地图，但这也诱发了不健康的临时城市中的住房质量问题[9]。

  显然，许多环境史的研究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比如环境史创始人之一唐纳德·沃斯特关于美国中西部资本主义农业后果的研究[10]。最近，许多研究人员从历史角度，特别是发展视角[11]，研究权力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河流和大江经历了一次大的修整。首先，企业（尤其是工程师）试图“驯化”它们，开发其能源潜力或运输价值。直到最近才出现了更加生态学的方法，以寻求恢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环境并保护生物多样性[12]。这些由基础设施引起的发展和环境改变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意愿，还可能成为区域或国际自豪感的来源——例如，在确认一个国家或地区满足其电力需求的能力方面。

3. 文化和政治

  环境史与其说是历史的分支学科，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它考察物理现象（植物生长、水流、能量交换、气候变化）以及社会、文化和政治变化。因此，它可以渗透到不同的历史方法中，从乡村历史到政治历史，包括感知和表征历史。我们因此关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助力环境意识提上议程的演员[13]，以及关于自然保护的各种作品或演讲 （例如，从画家到垂钓者）。这标志着与古典时代受控性质的决裂（“法式”花园，凡尔赛宫的主要作品）。一些社会群体曾经参与不光彩的活动，例如殖民，他们通过殖民接触到不同的社会和环境，旨在贪婪剥削，但有时他们也高度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欲望会使自然退化。博物学家组成了第一批自然保护者，当某些物种消失时，他们敲响了警钟[14]。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家们，如1948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创始人之一的罗杰·海姆（Roger Heim），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出了“自然退化”的警告。

  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更新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理解“68年代”（通常认为是1962年至1981年间的法国）的生态发生了什么，包括社会和政治价值的巨大变化和妇女权利方面的创新，同时也考虑到年轻人，放松中央权力控制等等。勒内·杜蒙特（René Dumont）等农学家，从战后殖民时期对生产力的探索转向对发展文化的谴责，就体现了这一转变，尽管他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出生于1904年）。在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去世后，杜蒙特参与第一批环保运动，在1974年初的总统选举中传递他们的信息，这并不属于“68年代”。

  环境问题以前仅限于特殊的自然空间和工业污染，现在却暴露在公众视野中，因为谴责合成农药污染的著名书籍的出现（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于1963年被翻译成法语，序言由罗杰·海姆撰写），或者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消费和资本货物生产的影响。这些风险包括汽车，也包括石油运输相关的风险，如石油泄漏（1967年的托利峡谷， 1978年的阿莫科加的斯）。

  城市现象是一个悖论：如果城市以其新奇的生活方式吸引年轻人，配备舒适的新房子，有热水和中央供暖设备，比农场更宽敞，那么它也会被谴责为一种疏离和污染的环境——这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从卢梭到启蒙时代，再到上世纪70年代的散文家（菲利普·圣马克，《自然社会化》，1971年）， 包括从杰斐逊到梭罗的美国思想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工会成员开始发展“生存环境”的概念，缩小工厂与环境间的差距，这一概念建立于工业化伊始，目的是不妨碍企业的发展。换句话说，公司内部发生的事情，即存放危险产品的地方，不再与员工家人和朋友的居住地区分。有时，工会成员会透露一些敏感信息，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工人民主联盟（CFDT），其中有些激进分子反对一切[15]核相关建设。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保护山区、沿海地区和城市周边的自然环境，并反思对污染和滋扰的必要管理，西方世界各个地方因此成立了负责环境的部门。法国自1971年1月以来的经验是1975年以来第一位投资组合持有人详细反馈的主题[16]。然而，当局的行动并不一致，许多地方正在迅速行动。行政当局负责环境事务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仍然有限。而这些动员的关键时刻和地点众所周知，如1970年4月美国的第一个地球日，70年代中期的拉扎克集会，或反核抗议及其早期跨国活动（1971年费森海姆、1976年至1977年克雷斯·马尔维尔），这一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倡议有待研究。一些行动者长期参与政治生态，而另一些行动者则更多地在个案基础上参与保护当地的生活环境[17]。

4. 一些前沿方面和原创方法

  19世纪初研究人员提出的新问题中，可重点关注三个可以证明的主题，一方面，以关注环境利益的方式重新审视社会历史，另一方面，对非人类实体（植物、动物）展开调查。毫无疑问，关于全球变化[18]、其命名和分期的争论，很快便会产生历史性的新著作。

4.1. 公正/不公正和环境不平等

  这种方法起源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非裔美国人社区发起调查，记录他们面临的歧视。事实上，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以“有色人种”为主的社区附近，污染设施占比最高。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环境公正这一主题逐渐在欧洲星期，因其社会和城市地理特质而备受赞誉[19]。历史研究使重建决策过程成为可能，以检测是否真的有机会在贫困地区找出产生滋扰的设施。或者，富人拥有离开受污染影响的地区、迁移到其他地方的经济能力，这是否导致了相关设施居民间的社会同质化。佛兰芒历史学家蒂姆·索恩斯（Tim Soens）也使用了这种分析网格来讨论中世纪荷兰人在风暴和洪水中经历的不平等保护现象[20]。全球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影响，例如抵御风暴或热岛效应的能力不平等，将推进这一领域的工作。

4.2. 性别

  环境史和性别历史的交叉点是一个非常新的项目，一代法国历史学家正在研究该项目[21]。作为第一批研究对象的自然保护先驱大多是男性，比如加州的约翰·缪尔和林业界的吉福德·平肖。鉴于女性“家庭守护者”这一古老角色的延伸，生态保护的女性维度已不容忽视。如今，我们知道，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妇女组织一直致力于“保护”森林和水域，以求联邦或更多地方采取相关措施。她们帮助约翰·缪尔（John Muir）反对旧金山附近的赫奇赫奇河谷（Hetch Hetchy Valley）大坝项目，可惜并未成功。在城市里，由中产阶级女性领导的其他公民俱乐部也开始进行游说活动以改善环境，比如监测被认为污染太过严重的工厂烟囱。在法国，女性也参加了保护动物权利活动。环境史还特别关注造成污染和疾病的女性活动（洗衣店、火柴厂工人）。

4.3. 动物

  动物一直是中世纪专家罗伯特·德洛特在“动物园史”中古老尝试的对象[22]，他在研究中发现了动物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经济和物质角色——例如，毛皮贸易。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对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骨骼遗骸进行大量考古工作后，其他研究方法，如哈丽特·瑞特沃的研究，都聚焦人类和动物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这一方法在工业时代格外突出[23]。

  当然，文化发展正在进行中，如关于动物实验或屠宰条件的辩论，以及出于自然主义和旅游目的对空间和物种的遗产利用。动物饲养的区域和条件一直是研究焦点，尤其是工业时代诞生于主要首都的动物园周围。

  最近，制作“动物传记”的想法开始引起历史学家和出版商的注意，一如保护鸟类或其他物种（如海狸）的历史[24]。著名历史时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重新审视了这些人类伙伴物种的价值[25]。狼袭击法国的悠久历史一直是让·马克·莫里索（Jean-Marc Moriceau）进行的一项重大历史调查的主题，目的是将时间深度引入关于其重返牧区活动后果的争论。埃里克·巴拉泰（Eric Baratay）希望能有一个“从动物角度”讲述的故事，涉及人造资源专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些问题和方法能够丰富其他人的想法。因此，在关于现代物种的知识中，需要重新评估古代拉丁作者的证词或中世纪的启示。

5. 总结

• 环境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通常利用对未来的预测抵御某些威胁或恢复某些受人类生活影响的生态系统。
• 但就更广泛的意义而言，环境是围绕着人类的一切，由社会塑造，也与社会相互作用。
• 自“新石器时代革命”产生了农业和城市以来，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历史悠久，由于新一代历史学家的关注，这一领域日益为人所知。该领域会与其他学科交叉：一如空气没有边界，环境也是跨学科产物。
• 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保护环境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愿望显而易见，这些愿望揭示出工业化和城市化从未被广泛接受，同时代的人也意识到随之而来的麻烦。
• 调查过去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对衡量变化的复杂性、与该领域承诺或前景保持关键距离方面非常有效。

 

---

参考资料及说明

封面照片：[来源：米歇尔·勒弗朗克（Michel Lefrancq）[CC BY-SA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1] 第一个法语综合，见Delort R.和Walter F.（2001），欧洲环境历史，巴黎：PUF。

[2] Winiwarter，（编）（2004）《1994 – 2004年欧洲的环境历史》，《热情与稳固》，环境与历史，10，501-530页。

[3] Morera R. （2011）， L’assèchement des marais en France， Rennes，

[4] Mathis C.-F. and Pepy E.-A. （2017）. 蔬菜城市， Ceyzérieu， Champ Vallon； Frioux S. （2013）， 卫生之战。巴斯德的城市和环境， 巴黎，

[5] 工业污染综合， Jarrige F. and Le Roux T. （2017）， 世界污染，巴黎， 对浪费，尤其在巴黎， Barles S. （2005），城市垃圾的产生.法国： 1790-1970， Seyssel， Champ Vallon.

[6] Rome A. （1996）， 乡间的推土机。郊区扩张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7] Favier R. （dir）. （2002）， 历史上的公共当局面对自然灾害， Grenoble， MSH-Alpes出版社.

[8] 美国人讲法语的例子： Dagenais M. （2011）， Montréal et l’eau. 环境故事， Montréal，Editions du Boréal.

[9] Parrinello G. （2015）， 断层线。现代意大利的地震和城市主义，纽约，

[10] Worster D. （1979）， 沙尘暴：20世纪30年代的南方平原，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1] Fournier P. and Massard-Guibaud G. （编） （2016）， 规划与环境：历史视角，

[12] 环境历史学家曾多次研究莱茵河。在法国，地理学家对罗纳河和加隆河进行了研究。参见Rhône， PRITCHARD S. （2011），融合。技术的本质与罗纳河的重塑，哈佛大学出版社。

[13] Mathis C.-F. （2010）， 我们信任大自然。工业时代的英国风景，巴黎，

[14] Luglia R. （2015）， 科学家保护自然。La société d’acclimatation （1854-1960）， Rennes，

[15] Becot R. （2018）， “CFDT面对法国能源系统的变化（1973-1977）”， 社会运动， 262，2018/1， 17-35.

[16] Poujade R. （1975）， Le Ministère de l’impossible，巴黎， Calman-Lévy.

[17] Vrignon A. （2017）， 法国政治生态学的诞生. 68年代中心的一个星云， 雷恩，雷恩大学出版社。

[18] Quenet G. （2017）， “人类和历史学家的时代”， 编年史。历史，社会科学， 2017/2， 267-299.

[19] 请参阅《空间正义/空间正义》杂志。https：//www.jssj.org/；Julie Gobert， Iégalités environnementales， http://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societe/inegalites-environnementales/

[20] Soens T.（2003），“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北海地区的洪水安全：权利问题”，环境与历史，19，第209-232页。

[21] “性别的环境，环境的性别：欧洲从18世纪末到现在的环境斗争”，体坛与历史，2018年第22期。具体请看Charles-François Mathis的介绍，“环境和性别故事的交叉。”

[22] Delort R. （1984）， 动物有故事，巴黎， Le Seuil，[ 转载在口袋里， 1993].

[23] Ritvo H.（1989），《动物庄园》。《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英国人和其他生物》，哈佛大学出版社。

[24] Baratay E. （2012）， 动物视角》。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巴黎， du Seuil.

[25] Baratay E.（2013），《战壕野兽》。《被遗忘的生活》，巴黎，CNRS edi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