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历史的对象

PDF

  历史是一门研究过去人类社会生活和活动（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科学，由于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人们对生态问题愈发重视，历史也逐渐关注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保护自然、应对灾害和污染或采取预防措施、资源开发和发展对环境影响的观点一直是推动环境史发展的主要主题（英国环境史的直译）。它研究过去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将非人类因素融入历史，并有助于解构西方长期以来将“理性”、“社会和文化”与“自然”分离的传统。

1. 融入“时代氛围”的环境史

  与某些人类科学的特定学科不同，环境史并没有真正的“奠基人”。它是地理学家、生态学家和其他对陆地环境进化感兴趣的研究人员所采用的一种交叉方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通常同意强调两个创始领域。

  首先，传统的政治史对伟大战争和王权更为敏感，与地理学同时代诞生的是年鉴学派，它由马克·布洛赫和卢西恩·费弗尔于1929年创立的，该学派主张对于历史的回顾。这种潮流体现在弗尔南多·布劳德尔身上，他在20世纪中叶，创作了一部关于16世纪地中海的重要作品。法国的这种特殊性，往往与学术教育中历史和地理的邻近性有关，与生态问题无关，“环境”一词本身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使用。长期以来，受经济和社会研究方法的影响，研究侧重于社会群体（工人、资产阶级、农民等）的历史，而没有真正研究生产活动演变的环境后果，如19世纪的工业化。一些人试图写一个“没有人”的故事，即自然现象本身，比如已经被讨论过的气候变化，但却没有得到广泛接受。20世纪60年代，为了解释价格曲线和形势分析，埃马纽埃尔·勒罗伊·拉迪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开始对朗格多克（Languedoc）乡村的天气评级感兴趣。“正是农业史引导我经历了对气候史从迟钝向正常的过渡”他在他创始著作《1000年以来气候的诞生》一经问世就解释道。渐渐地，使用计算机处理统计序列以及他与气象学家的合作使他的工作赢得了国际声誉。最近，人被重新认定为研究对象，有时作为气候灾害的受害者，有时作为改造环境的参与者或改造气候的工程思考者。这一最新发展说明了为历史实践者所熟知的一种现象：历史是时代的产物，在实践历史的时候，社会会向历史提出问题。

  第二个主要的灵感来源是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环境史，彼时学者们开始关注自然环境的污染或退化。美国历史学家试图将这个自工业化开始发展起来的国家的自然保护实践史记录下来，使其变成一个保护自然的神话。该研究的重点是与野生区域保护相关的思考或实践，但其他研究从城市历史和技术的角度突出了19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企业环境维度的考察主要在欧洲兴起[1]。总的来说，从北方到南方有一个大致的梯度，北方的环境史是更早趋于多样化的，并且在教育和研究领域得到了制度上的承认，而南方在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则相对较少；这也与英语的发展趋势相重叠，地中海地区的英语比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欧洲的发展程度低[2]。

  让我们加入第三种方式，即在需要合作的领域使用互补的方法，以了解过去，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古植物学的发展，关于花粉和木炭痕迹的研究以及一般的环境分析技术，使人们有可能填补书面文献的空白，并成为原始历史、古代甚至中世纪时期的重要里程碑。就最近一段时期而言，航空摄影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的使用为研究20世纪下半叶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做出的重要贡献。

  从现在开始，该领域的研究覆盖范围非常广泛，它汇集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历史地理、生态学、生物学等，而不仅仅是历史）的研究人员。让我们记住，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将社会（行动、经历、管理等）置于前沿，而对于环境科学来说，社会是环境变化的解释因素，但动植物生物多样性或气候现象才是研究的主要焦点。

  本文的其余部分旨在介绍一些最活跃的领域及其最重要的结果。

2. 人与环境

  环境史的主要领域首先与传统的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环境类型相交叉。第一个被特定研究小组研究的环境是森林环境。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的法国森林史研究小组立即将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森林学家和管理人员聚集在一起。从木材的使用历史（直到19世纪，冶金学一直使用木材）到媒体报道或灾难性事件的处理，这些方法都有很大不同，其中1999年的风暴是法国领土上最新的表现之一。

  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社会科学的第二个领域是湿地。自现代[3]开始，湿地排水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就一直被强调。在成为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行动主阵地之前，这些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规划状态和重大空间变化（比如朗格多克）的背景下，曾是许多排水和蚊虫控制行动的主题。

  第三种主要的环境类型也是动态史学的主题：城市环境。这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 通过集中调查改善城市环境的过程，特别是人口增长和19世纪工业化带来的深刻变革之后。自然与绿色空间的问题，如废弃物净化或水净化的技术设备，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4]。
• 或者从另一个相反的角度，把重点放在污染者和18世纪末化学革命产生的新生产活动的后果上。同时，人们也把注意力放到改变城市消费垃圾的状态上， 这些残留物曾经是整个回收行业的资源，后来变成了无用的“废物”，直到最近在可持续发展的口号下，甚至“循环经济”[5]的推动下，这个问题才不再被提起。
• 以一种互补的方式，我们引入了由美国生态学家尤金·欧达姆提出的“城市新陈代谢”概念，以跨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该方法考虑了城市的进出流量，从水和建筑材料（木材）到动植物材料、食物和粪便中的氮元素。

  20世纪下半叶的城市现象，例如城市蔓延和半城市化，也必须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主题来思考它们对环境的影响。为了满足居民区居民的生活方式，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被混凝土化、“推土机化”，同时进行了防水处理。经过植物检疫产品处理的庭院式草坪取代了森林、草地和小型湿地，它们有时甚至靠近城市中心[6]。大城市的扩张不再是西方国家特有的现象：1990年，德里的城市面积是1900年的13倍；北京的城市面积仅在上世纪90年代就翻了一番。

  环境风险的研究是另一个知识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基于历史档案的实证方法强调，风险本身并不存在，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根据参与者和目的不同，环境风险从科学方法的评估到媒体或更广泛的文化表征表现出不同。讽刺的是，人们对过去的社会环境管理条件一无所知，或者在面对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灾害时，人们只是听天由命[7]。村庄遗址的历史地理位置表明，人们是如何设法从活动不规律的河床或山区中的雪崩走廊搬离的。城市和穿越其中的河流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美学和娱乐的观点得到了提升，在此之前，经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大规模开发，要求水生环境提供实用和经济功能（工业港口，堤防，甚至护城）[8]。至于受地震或火山爆发等灾害影响的城市遗址，虽然有些已经被废弃，但仍然保留了特定时期的历史证据（庞贝古城等），其他一些已经被重建，重建重点关注的是经济状况和挑战。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就是一个例子，1908年，那里的港口利益优先，导致了使用钢筋混凝土进行重建，绘制了新的街道地图，但这也诱发了在不健康的临时城市居住的住房质量问题[9]。

  许多环境史的研究显然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比如环境史的创始人之一唐纳德·沃斯特关于美国中西部资本主义农业后果的研究[10]。最近，许多研究人员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发展的视角[11]，研究权力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河流和大江经历了一次大的修整。企业（尤其是工程师）首先试图“驯化”它们，以开发它们的能源潜力或它们所代表的运输价值。直到最近才出现了一种更加生态学的方法，寻求恢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环境并保护生物多样性[12]。这些由基础设施引起的发展和环境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治意愿——例如，在确认一个国家或地区满足其电力需求的能力方面——并可能成为区域或国际自豪感的来源。

3. 文化和政治

  环境史与其说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它考察物理现象（植物生长、水流、能量交换、气候变化）以及社会、文化和政治变化。因此，它可以渗透到不同的历史方法中，从乡村历史到政治历史，包括感知和表征的历史。这让我们关注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帮助将环境意识提上议程的演员[13]，以及关于自然保护的各种作品或演讲 （例如，从画家到垂钓者）。这标志着与古典时代的受控性质的决裂（“法式”花园，凡尔赛宫的主要作品）。一些社会群体曾经参与不光彩的活动，例如殖民，通过殖民他们接触到不同的社会和环境，他们的目标是贪婪剥削，但有时他们也高度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欲望使自然退化。博物学家组成了第一批自然保护者，当某些物种消失时，他们敲响了警钟[14]。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家们，如1948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创始人之一罗杰·海姆（Roger Heim），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自然退化”发出了警告。

  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更新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理解“68年代”（通常认为，在1962年至1981年之间的法国）的生态发生了什么，这包括社会和政治价值的巨大变化和妇女权利方面的创新，同时也考虑到年轻人，放松中央权力的控制等等。像勒内·杜蒙特（René Dumont）这样的农学家，从战后殖民时期对生产力的探索转向对发展文化的谴责，就体现了这种转变，尽管他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出生于1904年）。在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去世后，杜蒙特被第一批环保运动选中，在1974年初的总统选举中传递他们的信息，这并不属于“68年代”。

  环境问题以前仅限于特殊的自然空间和工业污染，现在通过谴责合成农药污染的著名书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于1963年被翻译成法语，它的序言由罗杰·海姆撰写），或者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消费和资本货物生产的影响。这些风险包括汽车，也包括与石油运输相关的风险，如石油泄漏（1967年的托利峡谷， 1978年的阿莫科加的斯）。

  城市现象是一个悖论：如果城市以其新奇的生活方式吸引年轻人，配备舒适的新房子，有热水和中央供暖设备，比有人居住的农场更宽敞，那么它也会被谴责为一种疏离和污染的环境–这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从卢梭到启蒙时代，再到上世纪70年代的散文家（菲利普·圣马克，《自然社会化》，1971年）， 包括从杰斐逊到梭罗的美国思想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工会成员开始发展“生存环境”的概念，缩小工厂与其环境之间的差距，这一概念自工业化开始就建立起来，目的是不妨碍企业的发展。换句话说，公司内部发生的事情，即危险产品可能被处理的地方，不再与员工的家人和朋友居住的社区分开。有时，工会成员会透露一些敏感信息，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CFDT，一些激进分子反对整个[15]核电站。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保护山区、沿海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自然环境，并反思对污染和滋扰的必要管理，这导致了西方世界各个地方都成立了负责环境的部门。法国自1971年1月的经验是自1975年以来第一位投资组合持有人详细反馈的主题[16]。然而，当局的行动并不是一致的，许多地方正在迅速行动。负责环境事务的行政当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仍然有限。而这些动员的关键时刻和地点是众所周知的，如1970年4月美国的第一个地球日，70年代中期的拉扎克集会，或反核抗议及其早期的跨国活动（费森海姆1971年、克雷斯·马尔维尔1976年至1977年），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万花筒。一些行动者长期参与政治生态，而另一些行动者则更多地在个案基础上参与保护当地的生活环境[17]。

4. 一些开创性的前沿和原创方法

  在19世纪初研究人员提出的新问题中，让我们强调三个可以证明的主题，一方面，以关注环境利益的方式来重新审视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向非人类实体（植物、动物）展开调查。毫无疑问，关于全球变化[18]、其命名和分期的争论将很快产生具有历史性的新著作。

4.1. 正义/非正义和环境不平等

  这种方法起源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非裔美国人社区发起调查，记录他们面临的歧视。事实上，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在以“有色人种”为主的社区附近，污染设施所占比例最高。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环境正义的主题逐渐于欧洲出现。它因其社会和城市地理特质而备受赞誉[19]。历史研究使重建决策过程成为可能，以检测是否真的有一个机会，在贫困地区找出产生滋扰的设施。或者，富人拥有离开受污染影响的地区，迁移到其他地方的经济能力，这是否导致了相关设施居民的社会同质化。佛兰芒历史学家蒂姆·索恩斯（Tim Soens）也使用了这种分析网格来讨论中世纪荷兰对人们在风暴和洪水中的不平等保护[20]。全球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后果，例如抵御风暴或热岛效应的能力不平等，将刺激这一领域的工作。

4.2. 性别

  环境史和性别历史的交叉点是一代法国历史学家正在进行的一个非常新的项目[21]。作为第一批研究对象的自然保护先驱大多是男性，比如加州的约翰·缪尔和林业界的吉福德·平肖。生态保护的女性维度，通过延伸女性“家庭守护者”的古老角色，已不容忽视。我们现在知道，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妇女组织一直致力于“保护”森林和水域，以求联邦或更多地方采取相关措施。他们帮助约翰·缪尔（John Muir）反对旧金山附近的赫奇赫奇河谷（Hetch Hetchy Valley）大坝项目，但没有成功。在城市里，由中产阶级女性领导的其他公民俱乐部也开始开展游说活动以改善环境，比如监测被认为污染太严重的工厂烟囱。在法国，女性也参加了保护动物权利活动。环境史还更具体地关注造成污染和疾病的女性活动（洗衣店、火柴厂工人）。

4.3. 动物

  动物一直是中世纪专家罗伯特·德洛特关于“动物园史”的一个自古被尝试探索的主题[22]，他在研究中发现了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经济和物质角色——例如，通过毛皮贸易。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在对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骨骼遗骸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后，其他的研究方法，如哈丽特·瑞特沃的研究，集中于人类和动物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在工业时代[23]，这一方法格外突出。

  文化的发展当然正在进行中，如关于动物实验或屠宰条件的辩论，以及出于自然主义和旅游目的对空间和物种的遗产利用。动物饲养的区域和条件一直是研究的主要焦点，尤其是在工业时代在主要的首都诞生的动物园周围。

  最近，制作“动物传记”的目标开始引起历史学家和出版商的注意，就像保护鸟类或其他物种（如海狸）的历史一样[24]。著名的历史时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重新审视了这些陪伴人类的角色的兴趣[25]。狼袭击法国的悠久历史一直是让-马克·莫里索（Jean-Marc Moriceau）进行的一项重大历史调查的主题，目的是将时间的深度引入到关于他重返牧区活动的后果的争论中。埃里克·巴拉泰（Eric Baratay）希望能有一个“从动物角度”讲述的故事，这涉及人造资源专家和动物行为学家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些问题和方法能够丰富其他人的想法。因此，在关于现代物种的知识中，古代拉丁作者的证词或中世纪的启示被重新评估。

5. 要记住的信息

• 环境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通常利用对未来的预测来抵御某些威胁或恢复某些受人类生活方式影响的生态系统。
• 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环境也是围绕着人类的一切，是由社会塑造的，也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
• 自从“新石器时代革命”产生了农业和城市，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悠久的历史，由于新一代历史学家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这一领域越来越为人所知。他们会交叉其他学科：就像空气没有边界一样，环境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
• 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保护环境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愿望是众所周知的，并揭示出工业化和城市化从未被广泛接受，同时代的人意识到麻烦伴随他们产生。
• 调查过去人们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衡量变化的复杂性和与该领域的承诺或前景保持关键距离方面非常有效。

---

参考资料及说明

封面照片：[来源：Michel Lefrancq[CC BY-SA 3.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1] 第一个法语综合，见Delort R.和Walter F.（2001），欧洲环境历史，巴黎：PUF。

[2] Winiwarter，（编）（2004）《1994 – 2004年欧洲的环境历史》，《热情与稳固》，环境与历史，10，501-530页。

[3] Morera R. （2011）， L’assèchement des marais en France， Rennes，

[4] Mathis C.-F. and Pepy E.-A. （2017）. 蔬菜城市， Ceyzérieu， Champ Vallon； Frioux S. （2013）， 卫生之战。巴斯德的城市和环境， 巴黎，

[5] 工业污染综合， Jarrige F. and Le Roux T. （2017）， 世界污染，巴黎， 对浪费，尤其在巴黎， Barles S. （2005），城市垃圾的产生.法国： 1790-1970， Seyssel， Champ Vallon.

[6] Rome A. （1996）， 乡间的推土机。郊区扩张与美国环保主义的兴起。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7] Favier R. （dir）. （2002）， 历史上的公共当局面对自然灾害， Grenoble， MSH-Alpes出版社.

[8] 美国人讲法语的例子： Dagenais M. （2011）， Montréal et l’eau. 环境故事， Montréal，Editions du Boréal.

[9] Parrinello G. （2015）， 断层线。现代意大利的地震和城市主义，纽约，

[10] Worster D. （1979）， 沙尘暴：20世纪30年代的南方平原，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

[11] Fournier P. and Massard-Guibaud G. （编） （2016）， 规划与环境：历史视角，

[12] 环境历史学家曾多次研究莱茵河。在法国，地理学家对罗纳河和加隆河进行了研究。参见Rhône， PRITCHARD S. （2011），融合。技术的本质与罗纳河的重塑，哈佛大学出版社。

[13] Mathis C.-F. （2010）， 我们信任大自然。工业时代的英国风景，巴黎，

[14] Luglia R. （2015）， 科学家保护自然。La société d’acclimatation （1854-1960）， Rennes，

[15] Becot R. （2018）， “CFDT面对法国能源系统的变化（1973-1977）”， 社会运动， 262，2018/1， 17-35.

[16] Poujade R. （1975）， Le Ministère de l’impossible，巴黎， Calman-Lévy.

[17] Vrignon A. （2017）， 法国政治生态学的诞生. 68年代中心的一个星云， 雷恩，雷恩大学出版社。

[18] Quenet G. （2017）， “人类和历史学家的时代”， 编年史。历史，社会科学， 2017/2， 267-299.

[19] 请参阅《空间正义/空间正义》杂志。https：//www.jssj.org/；Julie Gobert， Iégalités environnementales， http：//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societe/inegalites-environnementales/

[20] Soens T.（2003），“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北海地区的洪水安全：权利问题”，环境与历史，19，第209-232页。

[21] “性别的环境，环境的性别：欧洲从18世纪末到现在的环境斗争”，体坛与历史，2018年第22期。具体请看Charles-François Mathis的介绍，“环境和性别故事的交叉。”

[22] Delort R. （1984）， 动物有故事，巴黎， Le Seuil，[ 转载在口袋里， 1993].

[23] Ritvo H.（1989），《动物庄园》。《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英国人和其他生物》，哈佛大学出版社。

[24] Baratay E. （2012）， 动物视角》。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巴黎， du Seuil.

[25] Baratay E.（2013），《战壕野兽》。《被遗忘的生活》，巴黎，CNRS editions。

---

译者：高旻幸          编审：赵红          责任编辑：胡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