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是“生物的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一词的缩写，在地球峰会（1992年）上出现在公众领域。这个词有两种含义。第一种生命科学领域，关注其生物学组成，第二种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社会对它的管理，包括对其内在价值的考虑。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概念使建立物种生物学与社会福祉之间的动态联系成为可能。结合“全球变化”一词，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几个因素是对社会福祉的严重风险，新的生态治理形式应减轻这种风险。

1. 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这一词是1986年在美国举行的生物多样性论坛上提出的，当时科学界意识到全球生物多样性减少，这一现象令人担忧。但正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即1992年6月的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让这个词被公众和媒体熟知。它最初被定义为生态系统、物种（图1）和基因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在这些结构层级内部和之间的相互作用，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情况，因此不可能再给它一个被所有人都接受的正式而简单的定义。

  实际上，“生物多样性”一词有两个互补的含义。

• 第一个是将生物多样性视为实体（基因、个体、种群、物种、生态系统）的层级，作为永久进化（时间维度）的交互系统，受动态（空间维度）和所发挥功能的驱动。该定义反映了三个基本概念，即生物多样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在空间中的动态（即生态）和它们的时间轨迹（即进化）（见“什么是生物多样性？”）。
• 第二个是将生物多样性视为一种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和哲学结构，其挑战与和人类社会的交互有关：资源获取、用途、利益、共享、管理、可持续性。

  因此，从操作的角度来看，生物多样性具有科学优先权，旨在了解其起源、进化、组织和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并随时随地阻止其减少。这就是生命科学界正在做的事情。但它也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因为它所代表的生物和遗传资源必须在个人和国家层面得到重视和公平共享。最后，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因为它引发了物种生命权的问题，正如环境伦理等几个活跃的哲学潮流所倡导的那样，这可以被认为是不受约束的。

  环境伦理学提出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在制定物种和自然系统的开发和管理的标准方面的合法性问题。根据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每个生物都是“目的论的生命中心”，因此必须将其本身视为目的，这是其成为道德考虑对象这一内在价值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几个观点之间出现了哲学上的分歧，特别是在“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前者在个体层面上捍卫生命、每一种生命体，而后者则倡导生物群落的完整性，即一个包括所有组成它的有机体（包括人类）在内的复杂生态系统。生态中心主义是目前思考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之间关系的首选方案。

  因此毋庸置疑的是，生物多样性也属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2. 功能、服务和价值

  经过了长期的割裂，目前生物多样性研究倾向于整合功能和服务，特别是在联合国倡议下为《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准备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工作之后。该国际条约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首脑峰会通过，旨在（i）保护生物多样性，（ii）确保其组成部分的可持续利用，以及（iii）公平和公正地共享使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生物多样性公约》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件，其中生物多样性被列为一个关键性问题。自2012年以来，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起的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平台（IPBES）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类似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逻辑基于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的概念（图2）：功能是支持生态系统的基本过程，例如授粉、初级生产力、营养级之间的关系（食物链）、有机物质循环、种群调节等。服务是人类从这些功能中获得的好处，即他们自己吃、穿或健康所需的一切，但也包括许多服务，如气候调节、水净化、碳封存、病原体控制等等。当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过大时，它们会因物种的丧失、相互作用的破坏而退化，因此导致功能的改变和服务的匮乏。如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是地球上所有地方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物种以人类历史上都罕见的速度消失令人痛惜，但这种减少最令人担忧和有害的影响是空间碎片化、遗传贫化（genetic impoverishment）和当地种群在景观层面的消失，这是一种对生命结构的磨损，影响了生态系统的功能。

  但也无可否认，根据生物多样性的服务和资源的概念，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经济界掌握了这一概念并赋予了不同层次的价值，这并非没有困难，因为“价值”一词的不同含义可能导致相互矛盾的做法（图3）。我们赋予它的价值与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独特的生命实体的价值无关。

3. 全球变化及生物多样性

  “全球变化”一词是指对生态系统的过度压力导致的所有退化因素，这种压力如同“人类世”一般，被称为永远以人类足迹为标志的一个新地质时代，其影响遍及全球。全球变化分为六个主要部分：（i）生境改变和破碎化，（ii）污染（各种形式），（iii）化学投入物（农药、化肥），（iv）入侵物种（包括转基因生物），（v）资源过度开发，以及（vi）气候变化。这些压力导致难以预估的生物多样性丧失，但可以通过几个指标评估。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生物多样性减少是第六次大灭绝危机，其他五次从泥盆纪（距今3.7亿年前）一直蔓延到白垩纪末期（距今6500万年）。后者导致了恐龙的灭绝，但促进了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发展。

  由于许多现已众所周知的原因，人类社会的福祉取决于他们能否融入尽可能发挥功能的生态系统，这需要新的和更利于环境的管理标准。保护科学有助于确定这些标准，并为制定有效的空间和物种管理政策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在制度层面，欧盟层面正在采取或已经采取许多措施，例如1992年栖地指令（Habitats Directive）及其Natura 2000自然保护区网络和2009年鸟类指令（Birds Directive）。法国通过多项举措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特别是通过1976年的自然保护法，以及随后在2009年和2010年通过的格勒奈尔环境法（laws of the Grenelle de l’Environnement）。2007年启动了一个绿色和蓝色网格的项目。最近，随着《重新征服生物多样性、自然和景观法》（2016年）的颁布，法国生物多样性局也成立了，这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专业知识和管理机构，将有助于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的实施。另一个有效的研究和专业知识机构是法国生物多样性基金会。希望所有这些措施都将取得成果，但目前还没有取得成果，因为除个别地方外，趋势指标还没有显示出世界范围内生物多样性状况的任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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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及说明

封面照片：《粉红火烈鸟》（1907年，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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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陶鸣鸣         审校：崔岩山         责任编辑：胡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