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候变化的思考（16-21世纪）

  如今气候变化问题正引起公众热议。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发生极端天气事件，重新将公众视线带回这个问题，不论事件本身对错与否。但这种情况并非历来如此。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深入思考气候变化问题。人们认为气候是稳定的，极端天气等事件只是因为“恶劣天气”的干扰，人们还基于人类中心论赋予了该“恶劣天气”宗教性的解释。18世纪，科学家提出人类活动可能对气候产生影响。19世纪初，科学家又提出化石燃料燃烧导致CO₂浓度增加可能会加剧全球变暖。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现象才引起重视。特别是在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成立之后，全球变暖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引起国内外公开讨论。

1.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对气候规律的探索（17-18世纪）

1.1 人类与气候

  人类一直非常关注气候问题。在资源和财富大多来自土地的社会文明中，这种关注不足为奇。同样，从古代中国到印加世界的所有文明社会都非常关注气候问题。人类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引领了学术性天文观测或相关经验知识的发展。15世纪初，乌鲁格·贝格（Ulugh Beg）就在中亚地区（Transoxiana）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台。在印加地区，人们通过阳历和阴历来管理农业周期。在西方，基于对天气现象的观测总结了很多蕴含气候经验的语录、句子和谚语，以有效预测天气，组织耕作、播种和收获[1]。

  自然界这种循环的规律是大众知识所要了解的，但却不时被特殊气候事件扰乱。其特殊性质在人类记忆中处于空白地带，但却真实发生了。这些意外事件打破了自然平衡，形成了“恶劣天气”，18世纪出版的《特雷弗词典》（Dictionnaire de Trévoux）给出了其含义：“破坏、糟糕的体质，缺乏公平的性质以及某些事情需要的品质”。恶劣天气会直接影响大气，人们不希望遇到恶劣天气……季节性的恶劣天气会影响大气质量。

  大众认知一直试图解释这些“恶劣天气”（即扰动、暴雨、极端寒冷、干旱、风暴），通常会从人类中心论的角度解释这些现象。例如上帝会干预事物进程，以惩罚或警告人们。波舒哀（Bossuet）说：上天“通过惊人的恶劣天气惩罚我们的忘恩负义、疾病、死亡和严重饥荒”[2]。在17世纪下半叶，传教士们不再强调瘟疫的负面意义，而是强调其拯救价值。如果上帝仍然保持初衷，那么他的仁慈就会压制仇恨。1709年冬天，当时人们迎来了奇迹般的春季大麦丰收，阿斯金斯的牧师指出：“上帝赐予我们[他的怜悯]，赐予我们有利的时机，让我们大量收集大麦和燕麦”。维莱恩斯补充道：“这种丰收是来自天堂的祝福，是神圣天恩的惊人倍增”[3]。

  然而，抛开这些不可思议的解释，科学家早在17世纪就开始对气候事件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1.2 现代科学的诞生

  气象学的历史与现代科学的诞生密不可分。无论如何，自笛卡尔以来，科学家们从17世纪就开始寻求气象现象的科学解释[4]（参考过去几个世纪的气象观测）。如果解释恶劣天气还不算挑战，那么了解他们正在研究的气候规律便是当务之急。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Academia del Cimento），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巴黎的法国科学院（Académiedes Sciences）综合了各自的观测结果，制定了有关空气压缩和太阳辐射的第一条物理定律。至于气候方面，这项研究的首要目标是阐明气候的调节机制。他们参与了物理学启蒙运动，以理解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探寻这些规律需要使用日益精确的仪器、进行大量必要且枯燥的记录，此时我们正试图标准化这些仪器（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雨量计、风速表）和其读数。

  但如果认为这些科学家是想了解气候变化，并赋予气候变化以现代意义，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对17、18世纪的人们而言，“气候”首先指一个地理区域[5]。1694年里什莱（Richelet）编撰的《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ary of the Académie française）中，“气候”这个词的解释是“两条平行线之间地球的深度”。1762年发行的《学院词典》（Dictionary of the Academy）中，“气候”意味着“大气条件”。在当时医学界日益增长的影响下，“温度”的含义为：“医生们会根据自身感受的温度或热度来判断气候”[6]。观察者关心的与其说是气候规则，不如说是“气候”本身。研究气候实际上就是研究气象现象，并在一个完全空间限定的地理空间中明确其规律。因此，建立观察员网络旨在观测“气候”变化，即在不同地区和国家观察“气候”的特定规律，并试图找到科学解释。拉赫（La Hire）在1710年将他的观测结果与苏黎世人薛特兹（Scheutzer）的观测结果进行比较后指出：“通过比较这些观测结果，我知道瑞士的降雨比巴黎多。而且里昂的降雨比巴黎多的原因在于距离巴黎不远处的瑞士山脉，而这些结果都在后续观测中被证实”。

  为确保比较结果可靠，两人都致力于增加年度观测数量，以进一步明确两地的气候规律。1743年杜哈梅尔·蒙索（Duhamel du Monceau）指出：“自然界中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但一切事物也都趋于平衡，其规律并不一致。如果我们在同一国家进行长达几个世纪的天气观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该国这个世纪的降雨总量与另一个世纪的降雨量没有显著差异，或者如果存在显著差异，那么该国降雨量的差异趋势将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显示出来。因为我们的地球和大气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变化一定会影响人类活动，并显示出造成差异和衰退的原因”。他还补充道：“很明显，观测年数越多，得到的平均值就越接近真实平均值”[7]。实际上，巴黎天文台记录的平均降雨量在18世纪上半叶经过多次修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异常的年份并未视为规律中断或可能发生了变化，而仅仅是一个迹象，表明人们对试图定义的规律仍然存在认知不足。

2.从人类活动起源到气候变化？

  如果对科学家而言，气候是一种受调节的物理现象，应该破译其变化机制；如果对高山观测者而言，冰川的前进丝毫不能证明任何重大变化的发生，那么尽管18世纪的人们假设了气候稳定，也不能说他们完全忽视了气候变化，特别是忽略了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的可能性。

2.1 观察过去的变化

  从伍德沃（Woodward）到布冯（Buffon），关于地球起源的争论引发了激烈冲突，但对气候问题几乎没有影响。1765年，杜哈梅尔·蒙索（Duhamel du Monceau）指出地球“遭受了巨大变化，洪水、火灾和可怕的动荡；整个大陆被吞没并被新的海洋所取代，而在其他地方以及海洋深处，山脉和新的大陆开始上升，在那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海洋的产物”。但这些古老变化的观测并没有改变这一预言：“地球并非一成不变，它的变化迟早会影响人类活动”。

  毫无疑问，我们在孟德斯鸠那里发现了这一问题。我们知道，哲学家认为气候的作用是产生差异，这些差异被上升为道德问题。但这也暗中质疑了人类行为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早在1719年，这一观点就出现在“地球的古代和现代历史项目（a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y of the Earth）”中，并于同年1月在《新信使》(Le Nouveau Mercure）中正式提出，然后于3月6日的《学者报》（Le Journal des sçavans）中以一个略有不同的版本发表，题为 “致学者们的通告（Avis aux savans）”[8]。这一项目旨在研究地球变化的物理原因，即自然、地理、地质和气候历史方面的原因，除研究地球表面的变化外，还研究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平衡变化和改变。强调“人类的双手赋予地球新的面孔”所带来改变的影响，这意味着强调“物理”与“道德”之间（自然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18世纪，一些哲学家或科学家开始质疑人类活动是否会对气候产生影响。杜哈莫尔（Duhamel）在给法国科学院的回忆录中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几乎所有的气候现象都会在一个又一个世纪间发生显著变化，无论是由于土地日益积累，还是部分土地被洪水冲走；或者即使是耕种，也会由于池塘和沼泽的干涸、砍伐或木材种植以及成百上千的因素发生变化”[9]。

  约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采纳了希腊哲学家西奥弗拉斯特斯（Theophrastus）的古老假设，森林退化可能加剧恶劣天气，基于上述假设可得出结论，人类活动有可能对局部气候产生影响。但是毫无疑问，布冯（Buffon）是第一个在《自然》杂志上准确回答孟德斯鸠问题的人。在他看来，人类居住区的扩张、沼泽的干涸和森林的砍伐是全球变暖的先决条件。“一块或大或小的森林就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气候”[10]。这可以解释自罗马时代以来西欧发生的气候变暖事件。

2.2 殖民世界与气候变化

  欧洲人在殖民地的发展为气候变暖提供了显著证据。早在17世纪中期的英属弗吉尼亚或法属加拿大，就出现了经济发展会促进气候变化的观点[11]。在英国皇家学会上，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早在1671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布冯（Buffon）在18世纪初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圭亚那的森林砍伐会导致气温上升，“而在其他被树木覆盖的土地上晚上却很冷，人们不得不生火御寒”。1745年，法国科学院驻魁北克的观测员高迪尔（Gautier）博士也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说过，在加拿大，我们注意到春天开始的时间比以往早，冬天开始得比以往晚，这种气温变化归因于树木的砍伐和土地的开垦。这个国家的长者还向我们讲述，以往金银花到9月15日或16日才会开始收获，而且很少完全成熟”[12]。到17世纪60年代，这种想法趋于普遍。1792年《医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Medicine）中 “气候”一文的结论也是如此：“然而，我们可以认为耕作、开荒、森林砍伐以及池塘和沼泽干涸造成了气候变化。想要证明这一事实吗？让我们看看美国，凡是文明没有征服的地方，都是阳光无法穿透的茂密森林和太阳无法晒干的沼泽覆盖着整个地球，这些森林和沼泽会使大气降温，如果想在那里过夜，你得点火取暖”。

2.3 历史气候学的诞生

  18世纪后半叶，出现了重建遥远时期气候的尝试，不是基于旧的测量方法，而是基于揭示历史气候的指标：如河流、植被、冰川、极端气象事件，即“气候代用指标”，这些指标如今都已成为“历史气候学的支柱”[13]。

  作为一个特殊观测领域，至于小冰河期的冰川前进，观测者可以不考虑任何气候变化相关的原因。拉蒙德·卡博涅尔（Ramond de Carbonnières）通过对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的变化发现，物理原因（高海拔地区的冰川积累和重力现象）会使低谷地区的冰川前进，他强调：“我不会说冰川前进的增加是全球变冷所致”，并悲观地补充道：“无论这个事实多么令人难过，必须承认冰川会逐渐覆盖整个阿尔卑斯山脉表面，并隔离所包含的温带山谷”[14]。至于同时期的“小冰河期”，冰川前进并不意味着气候变冷，只是证实了自地球形成以来，最冷的山区会不断累积冰川的假说（参考“气候变化的哨兵-冰川”）。这一观点得到广泛认同。一如塞萨尔·鲍迪耶（César Bordier）所说，他们“像软化的蜜蜡”一样滑动。索绪尔（Saussure）并没有再作补充。

  然而，为应对伯尔尼经济学会（Berne Economic Society）发起的挑战，格林德尔瓦德山谷（Grindelwald Valley）一位牧师的儿子伯恩哈德·库恩（Bernhard Kuhn）开展了仔细的观测活动。基于对冰碛地貌的勘察，他指出，冰川在16世纪末曾达到最大规模，到18世纪早期减少之后又开始前进，从而与全球气候变冷的论点相矛盾[15]。

  到18世纪末，森林逐渐成为气候变化的主要标志。然而观测者的结论确不尽相同。与那些认为在殖民地砍伐森林有利于气候变化同时更利于开发的人不同，水和森林资源领域的工程师们表示担忧，他们认为砍伐森林会对气候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在山区国家。森林砍伐会改变风向和降雨模式，可能引发沿海地区洪水灾害。毫无疑问，约纳省（Yonne）省长兼农学家罗吉尔·拉贝热里（Rougier-Labergerie）在1801年也对此表达了新的担忧:“我们一直在观测风向、温度和降水变化。砍伐森林改变了气候，为风开辟了通道，风破坏了树木和藤蔓的花朵，把雨水变成洪水，把山脉变成裸露的岩石，把平原变成燃烧的田野”[16]。同时，先知先觉的工程师弗朗索瓦·安托万·劳赫（François-AntoineRauch）也敲响了警钟：“只要人类把亵渎神灵的斧子或战火引入森林，就会开始改变地球的热量和生产力，减少动物的领地，破坏燃烧着生命之火的植物[17]。”森林破坏造成了飓风和风暴，对冰川的威胁也日益增强。

  然而，总体而言， 19世纪初仍然有诸多问题，也已讨论过全球变化的观点。1845年，向科学院提交了第一份充满争议的简报后，傅斯特（Fuster）博士准备收集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证据[18]。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不是在写一本气象学书”。“我唯一的目标是阐明我们气候历史中一个不起眼的观点。法国的气候是否发生了变化？它是否正在变化？值得关注这一讨论多次但从未得以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气候史是气象现象和人类对自然活动的综合结果，尤其是“砍伐森林、作物生长、土地扩展和水资源减少”，这些通常与管理质量有关：“天气现象和工业活动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气候。天气现象本身直接作用于气候；工业活动只是间接影响气候。而且这两种行为相互结合、混合和复杂化。它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逐渐消磨、恶化和破坏旧的气候要素；从长远来看，其甚至会完全重建气候”。

3.从经验观察到科学论述

  然而除了经验观察和预言外，19世纪初，物理学家的工作逐渐证实气候变化的现实，以及气候变化可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这一假设。物理学家约瑟夫·傅里叶（Joseph Fourier），曾任伊泽尔省（Isère）县长，在1824年发表的《地球和宇宙温度总论》（General Remarks on Earth and Space Temperatures）中首先将地球的温度问题置于宇宙学背景下，并提出地球对太阳热量的所有影响都因大气的介入和海洋的存在而改变。

3.1 从气候历史到全球变暖

  尽管傅立叶的数据不足以量化这种“温室效应”，但19世纪早期，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工作逐渐证实了气候历史的真实性。19世纪30年代初期，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关于地质层的研究证实了地球有着悠久历史这一假说。19世纪50年代，开尔文男爵（Lord Kelvin）在约瑟夫·傅里叶（Joseph Fourier）的基础上发展了关于地球逐渐冷却的研究。然而，他的结论是地球的历史在1000万到2000万年之间，这与莱尔提出的地质数据并不吻合。直到20世纪，核物理学才推进了地质观测结果的研究，并确定地球年龄在数十亿年。另一方面，1873年，爱尔兰人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对冰川运动问题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斯万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首先把温室效应和碳循环相联系，于1903年将全球变暖问题与化石燃料的使用联系起来。但对他而言，一如一个半世纪前魁北克的高迪尔博士，这种燃烧产生的暖化成为了未来全球安全的保障。它为地球提供了一种保障，抵御可能出现的新冰期，给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以光明未来的希望：

  “由于空气中碳酸增加，我们可以预期，人类将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更均匀的温度和更温和的气候条件。这可能会发生在地球上最寒冷的地区。这一时期内，土壤收成将会提高，以造福人口增长速度新高时期[19]。”

  20世纪初，阿伦尼乌斯的观点在科学界得到广泛接受。20世纪30年代，英国皇家气象学会的乔治·斯图尔特·卡伦达（George Stewart Callendar）估计，1890年到1938年（基于燃煤的工业革命的52年间），观测发现大气中CO ₂增长了10％，这是造成气候变暖趋势的原因之一。20世纪下半叶，“数字系统的进步以及对大气和相关环境状况日益增加的多样化观察……和超级计算机的发展”使人们对气候及其变化的认识有了长足进步，通常以30年为时间尺度定义统计学上的“平均值和变异性”（请参考气候机器&天气预报介绍）。

  然而，气候变化问题几乎没有引起媒体注意，而且非常不起眼。如果不是法国科学杂志《科学与生活》（Science et Vie）1959年5月的一篇文章“地球正在变暖”（The Earth is getting warmer）中提到全球变暖的猜想，全球变暖与其他许多原子威胁或滑水轶事相比，将只是一个传闻。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美国或欧洲媒体更担心重新回到极寒冰期。这种担忧部分基于克罗地亚地球物理学家米特林·米兰科维奇（Mitulin Milankovic）提出的气候数学理论，他预测主要冰川期的周期性回归是地球公转轨道（已知）变化和地球自转的函数（多变的轨道离心率和黄赤交角，以及地轴进动）（参考气候的天文学理论（The Astronomical Theory of Climates））。但这主要反映了一些周期性现象：活跃的国际环境（“冷战”，对核冬天的担忧[20]），气温下降（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或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1954年的严冬，皮埃尔（Abbé Pierre）的号召席卷了整个法国。虽然1965年至1979年间发表的绝大多数科学论文都预言，地球会随着CO2含量的增加而变暖——事实也是如此——《时代周刊》多次以“大冰冻”为标题（1973年12月，1977年1月，1979年12月）登上头条。1974年6月，法国的《科学与生活》（Science et Vie）提到了新的冰河时代的可能性，这本法国杂志甚至提议通过融化北极来对抗这一演化。《新闻周刊》在1975年一篇题为“冷却的世界”的文章中也不甘示弱：“在经历了四分之三世纪的极端温暖环境之后，地球的气候似乎正在降温”[21]。

3.2 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到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场争论开始在科学界显现。研究人员开始警告CO2排放的潜在危险：例如德国的赫曼·弗洛恩（Hermann Flohn）[22]或瑞典的伯特波林（Bert Bolin）。其他人的态度则更加微妙。1973年，法国极地冰的先驱克劳德·洛里乌斯（Claude Lorius）在电视节目屏幕文件夹（Les dossiers de l’ écran）中赞同“CO2导致地球温度发生2℃到3℃变化的可能性”的讨论。许多人认为高估了气温升高的程度。但当谈到200亿吨的CO₂被排放到大气中时，他的对手库斯托（Cousteau）指挥官回应道：“哦，这是在胡说八道……人们开始不断讨论CO₂事件。还有更危险的灾害值得关注，比如泥石流”[23]。

  然而， 1972年出版的草地报告（Meadows Report）反映了科学家的担忧，两年前这一报告由罗马俱乐部委托进行，报告中特别关注了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世界人口的相关问题，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退化。但1979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却没有得到政府或媒体的关注。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特别是1983年非常炎热的夏天之后，这个问题才引起公众关注。1979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收到了美国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是1979年委托麻省理工学院气象服务主任朱尔·查尼（Jule Charney）指导编写的。报告的结论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和CO₂浓度不断上升：“如果CO2继续在大气中积累，这将导致气候变化，专家组没有理由质疑，也没有理由忽略不计这些变化……三思而后行意味着结果发生时一切都为时已晚”[24]。尽管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新一届美国政府没有继续采用这份报告，但在皮埃尔·拉菲特(Pierre Lafitte)的倡议下，法国于1984年在国立巴黎高等矿业学院（École des Mines）举行了首届全球气候变化为主题的国际会议。1988年，查尼报告的作者之一伯特·鲍林（Bert Bolin ）主持成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政治雄心可谓形成，并于1990年发表了第一份报告。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上，第二份报告促进了《21世纪议程》的制定（将于21世纪执行2500条建议和两个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框架公约）。

  渐渐地，媒体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在法国，《地理》（Géo）杂志于1984年10月发表了《地球变暖》（La Terre se réchauffe）一文，但正文中仍存在疑问：“人类居住的地球正在发热吗？”文章的作者总结道：“最终，没有证据表明如今的地球气候由这些自然波动造成，而这些自然波动可能只是上次冰川消退的遥远余波，正围绕着新的平衡点震荡。如果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方式，那仅仅是因为从地质时间来看，人类的生命显然太过短暂”。1988年，《新闻周刊》的观点更为乐观：“温室效应。危险。再也看不到炎热的夏天了”。2004年四月，《时代》杂志则以“全球变暖生存指南： 51件力所能及之事” 作为封面标题。

  从那时起，气候问题成为政治问题。1997年，《京都议定书》承诺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虽然许多国家（包括一些重要国家）拒绝签署该协议，但20年后，在2015年12月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议上，196个代表团一致通过了第一项全球协议，表明科学界对当前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逐步达成共识。

  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报告指出，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的概率超过90％。第五份报告强调了甲烷（由反刍动物、稻田、天然气泄漏和冻土融化产生）和CO2的作用。在相同数量的情况下，甲烷比CO₂产生的温室效应更大，但甲烷的排放量要低得多，因此，人类活动引起的CO₂排放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更大。

  然而，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协议在政治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所有成员国一致支持目标倡议。尽管中国有意参与落实该协定，但2016年底当选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无视了生态和经济方面的观点。2017年6月，他宣布打算退出《巴黎协定》。除了战略和政治问题外，这些反对派还受到所谓“气候变化怀疑论者” 言论的推动，掩盖C0₂升高和气候变暖这两个现实。首先是在某些商业利益（气候变化是中国为损害美国经济捏造的）的驱动下对气候变暖提出质疑，其次某些教会（美国福音派）或科学家（尤其是法国的克洛德·阿莱格尔（Claude Allègre ）[25]和文森特·库蒂略（Vincent Courtillots））也提出相同质疑。一些俄罗斯科学家也认为，等待我们的是全球变冷，而不是全球变暖[26]。但这种言论在世界上引起的共鸣越来越少。第二个现实是，社会对人类在这场变化中所扮演角色的接受力，以及对应对气候挑战导致的人类行为改变的接受力，这需要人类突破面对经济利益或自我舒适时的自私性防卫。

  因此，各国的集体行动仍不均衡。中国仍坚持不懈地履行2015年12月在巴黎做出的承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却选择退出该气候协议。巴西新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2018年秋季宣布也想退出该协议。即使在气候威胁最为敏感的国家，政府往往也难以提出必要措施并让民众接受。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于2002年9月2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地球峰会上表示：“房屋着火了，我们正在寻找其他居住地”。他的呼吁仍有现实意义。

4.总结

• 直到18世纪，气候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永久变化的观点仍不被接受。只有“恶劣天气”在挑战那些基于宗教自然的人类中心论解释。
• 随着气象学的诞生，科学家们试图理解气候的“规律”，就像牛顿发现吸引力的规律一样。
• 18世纪中期开始，科学观测表明人类活动可以影响气候。一些人认为，尤其是在殖民地，砍伐森林有利于全球变暖，有利于农业发展；相反，一些人则从19世纪开始谴责这种人类干预的破坏性。
• 19世纪，物理学家开始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特别是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发展导致的CO2增加。190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斯万特·阿列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将全球变暖视为光明未来的希望。
• 尽管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科学观测的发展极大促进了人们对气候及其统计学变化的认知，但大部分人仍在担忧极寒时期的回归。
• 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人员（包括伯特·博林）就开始警告CO2排放的潜在危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于1988年成立，伯特·博林（Bert Bollin）成为首任主席，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这一威胁的普遍认识。2015年，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196个代表团一致通过第一项全球性协议，表明科学界就当前气候变暖的人为因素逐步达成共识。
• 然而这种认识与经济、宗教或政治利益背道而驰，各国履行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机制时面临诸多困难，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更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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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和参考文献

封面图片.  1667年皇家科学院成员科尔伯特（Colbert）敬献路易十四场景图，亨利·泰斯特林（1616-1695）绘制，凡尔赛宫收藏（公开）。

[1] FIERRO A. (1991), Histoire de la météorologie, Paris, Denoël, p. 31-55.

[2] FAVIER R. (2006), « Les hommes et la catastrophe dans la France du XVII^e siècle », in MONTEMAYOR J. (dir.), Les sociétés anglaises, espagnoles et françaises au XVII^e siècle, Paris, Ellipses, p. 263-274 ; « Sociétés urbaines et culture du risque. Les inondation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 in WALTER F, FANTINI B. et DELVAUX P. (dir.), Les cultures du risque (XVI^e-XXI^e siècle), Presse d’histoire suisse, Genève, 2006, p. 49-86.

[3] LACHIVER M. (1991), Les années de misère. La famine au temps du Grand Roi, Paris, Fayard, p. 516 et 510.

[4] FAVIER R. (2008), « Pense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 in LAMARRE D., Climat et risques. Changement d’approches, Paris, Lavoisier, p. 9-23.

[5] To relate these ancient notions to contemporary discourse, see KRINNER Gerhard (2019), The Climate Machine, Encyclopedia of the Environment, [online ISSN 2555-0950] url :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climate/the-climate-machine/

[6] 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 médecine, par une société de médecins, Paris, Panckoucke, 1792, p. 878.

[7] Histoire de l’Académie…, 1743, p. 15-16.

[8] MONTESQUIEU (1719), Projet d’une histoire de la Terre ancienne et moderne,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Lorenzo Bianchi, 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volume 8, œuvres et écrits divers, tome I, Voltaire Foundation, 2003.

[9] Histoire de l’Académie…, 1765.

[10] BUFFON G.-L. (1778), Époques de la nature, dans : Supplément à l’Histoire naturelle, vol. V, p. 243-244.

[11] GROVE R. H. (1997), Ecology, climate and Empire : colonialism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1400-1940, Cambridge, White Horse Press ; FRESSOZ J.-B. et LOCHER F. (2015), L’agir humain sur le climat et la naissance de la climatologie historique, XV^e-XVIII^e siècle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n° 62, p. 48-78.

[12] Histoire de l’Académie…, 1746, p. 91.

[13] FRESSOZ J.-B. et LOCHER F. (2015), L’agir humain sur le climat et la naissance de la climatologie historique, XV^e-XVIII^e siècles, op. cit.

[14] RAMOND de CARBONNIERES L. (1781), Lettres de M. William Coxe à M. W. Melmoth sur l’état politique, civil et naturel de la Suisse, traduit de l’Anglois, à Paris, chez Belin.

[15] FRESSOZ J.-B. et LOCHER F. (2015), L’agir humain sur le climat et la naissance de la climatologie historique, XV^e-XVIII^e siècles, op. cit.

[16] BOURGUET N.-M. (1993), « L’image des terres incultes : la lande, la friche, le marais », in CORVOL A., La nature en Révolution, 1750-1800, Paris, L’Harmattan ; GRANET-ABISSET A.-M. (2005), « La bataille des bois. Enjeux sociaux et politiques de la forêt pour les sociétés rurale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 in TANGUY J.-F. (dir.), Les campagnes dans les évolutions sociales et politiques en Europe des années 1830 à la fin des années 20, Paris, Ellipses.

[17] RAUCH F.-M. (1802), Harmonie hydrovégétale et météorologique, Paris, Levrault, 2 vol., 375 et 299 p. ; LARRERE R. (1985), L’utopie forestière de François-Antoine Rauch, Paris, INRA.

[18] Dr FUSTER (1845), Des changements dans le climat de la France. Histoire de ses révolutions météorologiques, Paris, Capelle, Libraire – Éditeur, 503 p.

[19] ARRHENIUS S. (1910), L’évolution des mondes, Paris, C. Béranger, V-246 p.

[20] See the cartoon SOS Météores by Edgard P. Jacobs, published in 1958-1959, Editions du Lombard, Belgium

[21] http://www.denisdutton.com/cooling_world.htm

[22] FLOHN H. (1969), Climate and Weather, World Univ. Library, New York.

[23] https://www.ina.fr/video/I07151948

[24]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arbon Dioxide and Climate: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79.

[25] ALLEGRE C. (2010), L’imposture climatique, ou la fausse écologie, Paris, Plon.

[26] Sputnik.com, 18 novembre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