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候变化的思考（16-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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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问题现在正引起公众热议。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发生极端天气事件将公众的视线重新带回到这个问题，不论事件本身的对错。但是这种情况并非历来如此。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并没有深入的思考气候变化问题。人们认为气候是稳定的，诸如极端天气事件只是受到“恶劣天气”的干扰，人们还赋予了这种“恶劣天气”以人类中心论的宗教性解释。18世纪科学家提出了人类活动可能对气候产生影响的观点。到了19世纪初，科学家又提出了化石燃料的燃烧导致CO₂浓度增加可能会加剧全球变暖的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现象才被视为真正的威胁。特别是在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成立之后，全球变暖问题开始在国内外的公开争论中受到重视。

1.现代科学的诞生和对气候规律的探索（17-18世纪）

1.1 人类与气候

  人类一直非常关注气候问题。在资源和财富大多来自土地的社会文明中，这种关注并不足为奇。同样于从古代中国到印加世界的所有文明社会也都非常关注气候问题。人类对气候问题的关注会引领学术性的天文观测或相关经验知识的发展。乌鲁格·贝格（Ulugh Beg）在15世纪初就在中亚地区（Transoxiana）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天文台。在印加地区，人们通过阳历和阴历来管理农业周期。在西方，基于对天气现象的观测结果总结了很多富含气候经验的语录、句子和谚语，来有效的预测天气以组织耕作、播种和收获活动[1]。

  自然界的这种循环，其规律是大众知识所要了解的，但却不时地被特殊的气候事件所扰乱。其特殊性，在人类的记忆中是未知的，但确真实发生了。这些意外事件打破了自然平衡，形成了“恶劣天气”，在18世纪出版的《特雷弗词典》（Dictionnaire de Trévoux）中给出了其含义：“破坏、糟糕的体质、缺乏公平的性情、在某些事情上需要的品质”。恶劣天气会直接影响大气，出现恶劣天气的气候是人们不希望遇到的……季节性的恶劣天气会影响大气质量。

  大众的认知一直试图解释这些“恶劣天气”（即扰动、暴雨、极端寒冷、干旱、风暴），这些现象通常会以人类中心论的角度来解释。例如上帝会干预事物的进程，以惩罚或警告人们。Bossuet说：上天“通过惊人的恶劣天气对以惩罚我们的忘恩负义、疾病、死亡和严重的饥荒”[2]。在17世纪下半叶，传教士们不再强调瘟疫的负面意义，而是更多地强调其拯救价值。如果上帝仍然保持他的初衷，那么他的仁慈就会压制仇恨。在1709年冬天，当时的人们迎来了奇迹般的春季大麦的丰收，阿斯金斯的牧师指出：“上帝赐予我们[他的怜悯]，给我们一个有利的时机，让我们大量收集大麦和燕麦”。维莱恩斯补充道：“这种丰收是来自天堂的祝福，是神圣的普罗维登斯的惊人倍增” [3]。

  然而，抛开这些不可思议的解释，科学家早在17世纪就开始们对气候事件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1.2 现代科学的诞生

  气象学的历史与现代科学的诞生密不可分。不管怎样，自笛卡尔以来，科学家们从17世纪就开始对气象现象寻求纯粹的科学解释[4]（参考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over the past centuries）。如果解释恶劣天气还不算是挑战，那么了解他们正在研究的气候规律就是首当其冲要做的事情。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Academia del Cimento），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巴黎的法国科学院（Académiedes Sciences）综合了他们各自的观测结果，制定了有关空气压缩和太阳辐射的第一条物理定律。特别是在气候方面，这项研究的首要目标是阐明气候的调节机制。他们参与了物理学启蒙运动的工作，以理解上帝创造的自然规律。要探寻这些规就需要使用越来越精确的仪器并进行大量必要且枯燥的记录工作，此时我们正试图使这些仪器（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雨量计、风速表）和读数标准化。

  但如果说这些科学家是想了解气候变化，他们赋予了气候变化以现代意义，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对于17、18世纪的人们来说，“气候”首先指的是一个地理区域[5]。在1694年Richelet编撰的《法兰西学院词典》（Dictionary of the Académie française）中，“气候”这个词的解释是“两条平行线之间的地球的深度”。在后来1762年发行的《学院词典》（Dictionary of the Academy）中，“气候”意味着“大气条件”。在当时日益增长的医学界的影响下，“温度”的含义为：“医生们会根据自身感受的温度或热度来判断气候”[6]。观察者关心的与其说是气候规则，不如说是“气候”本身。研究气候实际上就是研究气象现象，并在一个完美空间限定的地理空间中明确其规则。因此，建立观察员网络的目的在于观测“气候”变化，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观察“气候”的特定规律，并试图为其找到科学解释。拉赫（La Hire）在1710年将他的观测结果与苏黎世人薛特兹（Scheutzer）的观测结果进行了比较后指出：“通过比较这些观测结果，我知道瑞士的降雨比巴黎多。而且里昂的降雨比巴黎多的原因在于距离巴黎不远处的瑞士山脉，而这些结果都在后面的观测结果中被证实”。

  为了确保比较结果是可靠的，两人都致力于增加年度观测的数量，以更好地明确两地的气候规律。1743年杜哈梅尔–蒙索（Duhamel du Monceau）指出：“自然界中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但一切事物也都趋于平衡，它的规律并不一致。如果我们在同一国家进行了几个世纪的天气观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该国这个世纪以来的降雨总量与另一个世纪的降雨量没有显著差异，或者如果存在显著差异，那么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将显示出该地区在降雨量上的趋势。因为我们的地球和大气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的变化一定会影响人类活动，并显示出造成差异和衰退的原因”。他还补充道：“很明显，观测的年数越多，得到的平均值就越接近真实的平均值”[7] 。实际上，巴黎天文台记录的平均降雨量在18世纪上半叶被多次修改。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异常的年份并未被解释为规律中断或可能发生了变化，而仅仅是一个迹象，表明人们对试图定义的规律仍然存在认知不足。

2.从人类活动的起源到气候变化？

  如果对科学家来说，气候是一种受调节的物理现象，其变化机制应该被破译；如果对高山观测者来说，冰川的前进丝毫不能证明任何重大的变化。18世纪的人们尽管有对气候稳定的假设，但不能说他们完全忽视了气候变化，特别是忽略了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的可能性。

2.1 观察过去的变化

从Woodward到Buffon，关于地球起源的争论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但对气候问题几乎没有影响。1765年，杜哈梅尔–蒙索（Duhamel du Monceau）指出地球“遭受了巨大的变化，洪水、火灾和可怕的动荡；整个大陆被吞没并被新的海洋所取代，而在其他地方以及海洋深处，山脉和新的大陆开始上升，在那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海洋的产物”。但这些古老变化的观测并没有改变这一预言：“地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变化迟早会影响到人类的活动”。

  毫无疑问，我们在孟德斯鸠那里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哲学家认为气候的作用是产生差异，这些差异被上升为道德问题。但这也暗中质疑了人类行为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早在1719年，这一观点就出现在“地球的古代和现代历史项目（a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y of the Earth）”中，并于该年1月在《新信使》(Le Nouveau Mercure）中首次提出，气候在3月6日在《学者报》（Le Journal des sçavans）中以 “致学者们的通告（Avis aux savans）”为题公布了略有不同的另一个观点[8]。这一项目的目的是研究地球变化的物理原因，即自然、地理、地质和气候历史方面的原因，除了研究地球表面的变化以外，还研究了人类活动造成的自然平衡的变化和改变。强调“人类的双手给了地球新的面孔”所做的改变的影响，这意味着要强调“物理”与“道德”之间（自然与历史之间）关系的问题。

  在18世纪，一些哲学家或科学家开始质疑人类活动是否会对气候产生影响。杜哈莫尔（Duhamel）在给法国科学院的回忆录中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几乎所有的气候现象都会在一个又一个世纪间发生显著的变化，无论是由于土地的日益积累，还是由于部分土地被洪水冲走；或者即使是耕种，也会由于池塘和沼泽的干涸、砍伐或种植木材以及成百上千的其他原因发生变化”[9]。

  约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采纳了希腊哲学家西奥弗拉斯特斯（Theophrastus）的古老假设，森林退化可能会加剧恶劣天气，基于上述假设可以得出结论，人类活动有可能会对局部气候产生影响。但是毫无疑问，布冯（Buffon）是第一个在《自然》杂志上对孟德斯鸠的问题做出准确回答的人。在他看来，人类居住区的扩张、沼泽的干涸和森林的砍伐是全球变暖的先决条件。“一块或大或小的森林就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气候” [10]。这可以解释自罗马时代以来西欧发生的气候变暖事件。

2.2 殖民世界与气候变化

  欧洲人在殖民地的发展为气候变暖提供了明显的证据。早在17世纪中期的英属弗吉尼亚或法属加拿大，就出现了经济发展会促进气候变化的观点[11]。在英国皇家学会上，罗伯特·博伊尔（Robert Boyle）早在1671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布冯（Buffon）在18世纪初提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圭亚那的森林砍伐会导致气温上升，“而在其他被树木覆盖的土地上，晚上冷到让人们不得不生火御寒”。1745年，法国科学院在魁北克的观测员高迪尔（Gautier）博士也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说过，在加拿大，我们注意到春天开始的时间比以往早，冬天开始得比以往晚，气温的这种变化归因于树木的砍伐和土地的开垦。这个国家的长者还向我们讲述，以往金银花的收获到9月15日或16日才会开始，而且它们很少会完全成熟” [12]。到17世纪60年代，这种想法趋于普遍化。1792年《医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Medicine）中 “气候”一文的结论也是如此：“然而，我们可以认为耕作、开荒、森林砍伐以及池塘和沼泽干涸造成了气候的变化。我们想要证明这一事实吗？让我们看看美国，凡是文明没有征服的地方，都是阳光无法穿透的茂密森林和太阳无法晒干的沼泽覆盖着整个地球，这些森林和沼泽会使大气降温，如果你想在那里过夜，你需要点火来取暖”。

2.3 历史气候学的诞生

在18世纪的后半叶，出现了重建遥远时期得气候的尝试，不是基于旧的测量方法，而是基于揭示历史气候的指标：如河流、植被、冰川、极端气象事件，即“气候代用指标”，这些指标如今都已成为“历史气候学的支柱”[13]。

  作为一个特殊的观测领域，小冰河期的冰川前进也并不鼓励观测者考虑任何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拉蒙德·卡博涅尔（Ramond de Carbonnières）通过对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变化的特别关注发现，物理原因（高海拔地区的冰川积累和重力现象）会使低谷地区的冰川前进，他强调道：“我不会说冰川前进的增加是由于全球变冷所致”，并悲观地补充道：“无论这个事实多么令人难过，但必须承认的是，冰川逐渐会覆盖阿尔卑斯山脉的整个表面，并将所包含的温带山谷隔离开来”[14]。对于同时期的“小冰河期”，冰川前进并不意味着气候变冷，只是证实了自地球形成以来，在最冷的山区会不断累积冰川的假说（参考Mountain glaciers, sentinels of climate change）。这一观点得到了广泛认同。像塞萨尔·鲍迪耶（César Bordier）所说的那样，他们“像软化的蜜蜡”一样滑动。索绪尔（Saussure）其实并没有说别的。

  然而，为了应对伯尔尼经济学会（Berne Economic Society）发起的挑战，格林德尔瓦德山谷（Grindelwald Valley）一位牧师的儿子伯恩哈德–库恩（Bernhard Kuhn）开展了仔细的观测活动。基于对冰碛地貌的勘察，他指出冰川在16世纪末曾达到最大规模，到18世纪早期减少之后又开始前进，从而与全球气候变冷的论点相矛盾[15]。

  到18世纪末，森林逐渐成为气候变化的主要标志。然而观测者的结论确不尽相同。与那些认为在殖民地砍伐森林有利于气候变化同时也更利于开发的人相比，水和森林资源领域的工程师们则表示担忧，他们认为砍伐森林将会对气候产生不利影响，尤其是在山区国家。森林砍伐会改变风向和降雨模式，并可能会引发沿海地区的洪水灾害。毫无疑问，约纳省（Yonne）省长农学家罗吉尔–拉贝热里（Rougier-Labergerie）在1801年也对此表达了新的担忧:“我们一直在观测着风向、温度和降水的变化。砍伐的森林改变了气候，为风开辟了通道，风破坏了树木和藤蔓的花朵，把雨水变成洪水，把山脉变成裸露的岩石，把平原变成燃烧的田野”[16]。同时，先知先觉的工程师弗朗索瓦·安托万·劳赫（François-AntoineRauch）也敲响了警钟：“只要人类把亵渎神灵的斧子或战火带入森林，他就开始通过改变地球的热量和生产力，减少动物的领地，破坏了燃烧着生命之火的植物[17]。”森林破坏造成了飓风和风暴，对冰川的威胁也日益增强。

  然而，总的来说，气候变化在19世纪初仍然有很多问题，全球变化的观点也被讨论过。1845年，在向科学院提交了第一份充满争议的简报后，傅斯特（Fuster）博士准备收集人类活动对气候影响的证据[18]。他在序言中写道：“我不是在写一本气象学书”。“我唯一的目标是阐明我们气候历史中一个不起眼的观点。法国的气候是否发生了变化？它是否正在变化？一个多次讨论但从未被解决的问题值得关注”。在他看来，气候史是气象现象和人类对自然活动的综合结果，尤其是“砍伐森林、作物生长、土地扩展和水资源减少”，这些都通常与管理质量有关：“天气现象和工业活动共同以各种方式影响我们的气候。天气现象本身直接作用于气候；工业活动只是间接影响气候。而且这两种行为相互结合、混合和复杂化。他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逐渐消磨、恶化和破坏旧的气候要素；从长远来看，它甚至肯定会完全重建气候”。

3.从经验观察到科学论述

  然而除了经验观察和预言外，在19世纪初，物理学家的工作逐渐开始证实气候变化的现实，以及气候变化可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这一假设。物理学家约瑟夫·傅里叶（Joseph Fourier），曾任伊泽尔省（Isère）县长，他在1824年发表的《地球和宇宙温度总论》（General Remarks on Earth and Space Temperatures）中，首先将地球的温度问题置于宇宙学的背景下，并提出了地球对太阳热量的所有影响都因大气的介入和海洋的存在而改变这一观点。

3.1 从气候历史到全球变暖

尽管傅立叶数据不允许他量化这种“温室效应”，但是在19世纪早期，地质学家和物理学家的工作逐渐证实了气候历史的真实性。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关于地质层的研究证实了地球有着悠久历史的假说。19世纪50年代，开尔文男爵（Lord Kelvin）在约瑟夫·傅里叶（Joseph Fourier）的工作基础上发展了他关于地球逐渐冷却的研究。然而，他的结论是地球的历史在1000万到2000万年之间，这与莱尔提出的地质数据并不吻合。直到20世纪，核物理学才推进了地质观测结果的研究，并确定地球年龄在数十亿年。另一方面，在1873年，爱尔兰人约翰·廷德尔（John Tyndall）对冰川运动问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斯万特·阿伦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首先把温室效应和碳循环相联系，他于1903年将全球变暖问题与化石燃料的使用联系起来。但对他来说，就像一个半世纪前魁北克的高迪尔博士一样，这种燃烧产生的暖化成为未来全球安全的保障。它为地球提供了一种抵御可能出现的新冰期的保障，给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一个光明未来的希望：

“由于空气中碳酸的增加，我们可以预期，将会有一段时间为人类提供更平等的温度和更温和的气候条件。这可能会发生在我们地球上最寒冷的地区。这些时期将提高土壤收成，以造福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的人口增长速度 [19]。”

在20世纪初，阿伦尼乌斯的观点在科学界被广泛接受。20世纪30年代，英国皇家气象学会的乔治·斯图尔特·卡伦达（George Stewart Callendar）估计，在1890年到1938年（以燃煤为基础的工业革命的52年），在大气中观测发现到CO ₂增长了10％，这是造成气候变暖趋势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下半叶世纪，“数字系统的进步以及对大气和相关环境状况日益增多和多样化的观察……和超级计算机的发展”使人们对气候及其变化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通常以30年的时间尺度定义统计学上的“平均值和变异性”（请参考 The climate machine & Introduction to weather forecasting）。

然而，气候变化问题几乎没有引起媒体注意，而且非常不起眼。如果不是法国科学杂志《科学与生活》（Science et Vie）在1959年5月的一篇文章“地球正在变暖”（The Earth is getting warmer）中提到了全球变暖的猜想，那么全球变暖与其他许多原子威胁或滑水轶事相比，它只是一个传闻。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美国或欧洲媒体所关注的更多是担忧重新回到极其寒冷的冰期。这种担忧部分是基于克罗地亚地球物理学家米特林·米兰科维奇（Mitulin Milankovic）提出的气候数学理论，他预测主要冰川期的周期性回归是地球公转轨道（已知）变化和地球自转的函数（多变的轨道离心率和黄赤交角，以及地轴进动）（参考The Astronomical Theory of Climates）。但这主要反映了一些周期性现象：活跃的国际环境（“冷战”，对核冬天的担忧[20]），气温下降（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或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在1954年的严冬中，皮埃尔（Abbé Pierre）的号召席卷了整个法国。虽然在1965年至1979年之间发表的绝大多数科学论文都预言，地球会随着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而变暖——事实也是如此——《时代周刊》确多次以“大冰冻”为标题（1973年12月，1977年1月，1979年12月）登上了头条。1974年6月，法国的《科学与生活》（Science et Vie）提到了新的冰河时代的可能性，这本法国杂志甚至提议通过融化北极来对抗这种演化。《新闻周刊》在1975年的一篇题为“冷却的世界”的文章中也不甘示弱：“在经历了四分之三世纪的极端温暖环境之后，地球的气候似乎正在降温” [21]。

3.2 从IPCC到COP 21

  然而，与此同时，另一场争论开始在科学界形成。研究人员开始警告二氧化碳排放的潜在危险：例如德国的赫曼·弗洛恩（Hermann Flohn） [22]或瑞典的伯特波林（Bert Bolin）。其他人的态度则更加微妙。1973年，法国极地冰的先驱克劳德·洛里乌斯（Claude Lorius）在电视节目Les dossiers de l’ écran中赞同讨论“二氧化碳导致地球温度发生2到3摄氏度变化的可能性”。许多人认为气温升高的程度被高估了。但当谈到200亿吨的CO₂被排放到大气中时，他的对手库斯托（Cousteau）指挥官回应道：“哦，这是在胡说八道……人们开始不断讨论CO₂事件。还有更危险的灾害值得关注，比如泥石流”  [23]。

  然而，科学家的担忧反映在1972年出版的草地报告（Meadows Report）中，这一报告是两年前由罗马俱乐部委托进行的，报告中特别关注了与不断增长的工业化和世界人口相关的、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退化问题。但1979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却没有得到政府或媒体的关注。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尤其是在1983年非常炎热的夏天之后，这个问题才在公共场合引起关注。1979年，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总统收到了美国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是1979年委托麻省理工学院气象服务主任Jule Charney指导编写的。报告的结论是，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和CO₂浓度不断上升：“如果二氧化碳继续在大气中积累，专家组将没有理由怀疑这将导致气候变化，也没有任何理认为他们可以忽略不计……观望再行动意味着等到结果发生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24]。尽管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新一届美国政府没有继续采用这份报告，但在皮埃尔·拉菲特(Pierre Lafitte)的倡议下，法国于1984年在École des Mines举行了第一次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1988年，Charney报告的作者之一伯特·鲍林（Bert Bolin ）主持成立了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政治雄心已经形成，他于1990年发表了他的第一份报告。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上，它的第二次报告促进了《21世纪议程》的制定（2500条建议和两个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框架公约将在21世纪执行）。

  渐渐地，媒体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法国，《Géo》杂志于1984年10月发表了《地球变暖》（La Terre se réchauffe）一文，但主要文章仍存在质疑：“人类居住的地球正在发热吗？”文章的作者总结道：“最终，没有证据表明今天地球的气候是由这些自然波动造成的，而这些自然波动可能只是上次冰川消退的遥远余波，正围绕着一个新的平衡点震荡。如果我们很难以这种方式理解它的话，那仅仅是因为从地质时间来看，人类的生命显然太短了”。1988年，《新闻周刊》的观点更为乐观：“温室效应。危险。再也看不到炎热的夏天了”。2004年四月，《时代》杂志则以“全球变暖生存指南：你能做的带来改变的51件事” 作为封面标题。

  从那时起，气候问题成为了政治问题。1997年，《京都议定书》承诺各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虽然许多国家（包括一些重要国家）拒绝签署该协议，但在20年后，在2015年12月举行的COP 21会议上，196个代表团一致通过了第一项全球协议，这反映了科学界对当前人为引起的全球变暖逐步达成共识。

  2007年，IPCC的第四次报告指出，由于人类活动造成全球变暖的概率超过90％。在它的第五份报告中，强调了甲烷（由反刍动物、稻田、天然气泄漏和冻土融化产生）和二氧化碳的作用。在相同数量的情况下，甲烷会比CO₂产生更大的温室效应，但是甲烷的排放量要低得多，因此，人类活动引起的CO₂排放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更大。

  然而，COP 21协议在政治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所有成员国对目标的一致支持。尽管中国有意参与落实该协定，但2016年底当选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确无视生态和经济方面的观点。2017年6月，他宣布打算退出《巴黎协定》。除了战略和政治问题外，这些反对派还受到所谓“气候变化怀疑论者” 言论的推动，掩盖C0₂升高和气候变暖这两个现实。首先是在某些商业利益（气候变化是中国为了损害美国经济而捏造的）的驱动下对气候变暖提出质疑，其次某些教会（美国福音派）或某些科学家（尤其是法国的Claude Allègre [25]和Vincent Courtillots）也有相同的质疑。一些俄罗斯科学家也认为，等待我们的是全球变冷，而不是全球变暖[ [26]。但这种言论在世界上引起的共鸣越来越少。第二个现实是，社会所能接受人类在这场变化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能力，以及应对气候挑战所必要的行为上的改变，这需要突破人类面对经济利益或自我舒适的自私性的防卫。

  因此，各国的集体行动仍然非常不均衡。中国仍在坚持不懈地履行2015年12月在巴黎做出的承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确选择退出该气候协议。巴西新总统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2018年秋季宣布他也想退出该协议。即使在气候威胁最为敏感的国家，政府也往往难以提出必要的措施且让他们所采取的努力得到民众接受。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于2002年9月2日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地球峰会上说：“房屋着火了，我们正在寻找其他地方居住”。他的呼吁仍然有意义。

4.知识点

• 直到18世纪，气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永久变化的观点仍然不被个人所接受。只有“恶劣天气”在挑战那些基于宗教自然而给出的人类中心论的解释。
• 随着气象学的诞生，科学家们试图理解气候的“规律”，就像牛顿发现了吸引力的规律一样。
• 从18世纪中期开始，科学观测表明人类活动可以影响气候。一些人认为，尤其是在殖民地，砍伐森林有利于全球变暖，有利于农业发展；而相反的，一些人则从19世纪开始就谴责这种人类干预的破坏性。
• 19世纪，物理学家开始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联系起来，特别是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发展导致的二氧化碳增加。190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斯万特·阿列尼乌斯(Svante Arrhenius)将全球变暖视为光明未来的希望。
• 尽管在20世纪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科学观测的发展促进了对气候及其统计学定义的变化有了长足进步，但对极端寒冷回归的担忧仍然在很大程度上被大部分人所接受。
•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人员（包括伯特·博林）就开始警告二氧化碳排放的潜在危险。IPCC于1988年成立，伯特·博林（Bert Bollin）成为首任主席，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这一威胁的普遍认识。2015年，在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196个代表团一致通过了第一项全球性的协议，这反映了科学界对当前气候变暖的人为因素逐步达成共识。
• 然而这种认识与经济、宗教或政治利益背道而驰，各国履行COP 21机制时面临诸多困难，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这一困难体现的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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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和参考文献

封面图片.  1667年创建的皇家科学院成员科尔伯特(Colbert)敬献路易十四场景图，亨利·泰斯特林（1616-1695）绘制，凡尔赛宫收藏（公开）。

[1] FIERRO A. (1991), Histoire de la météorologie, Paris, Denoël, p. 31-55.

[2] FAVIER R. (2006), « Les hommes et la catastrophe dans la France du XVII^e siècle », in MONTEMAYOR J. (dir.), Les sociétés anglaises, espagnoles et françaises au XVII^e siècle, Paris, Ellipses, p. 263-274 ; « Sociétés urbaines et culture du risque. Les inondations dans la France d’Ancien Régime », in WALTER F, FANTINI B. et DELVAUX P. (dir.), Les cultures du risque (XVI^e-XXI^e siècle), Presse d’histoire suisse, Genève, 2006, p. 49-86.

[3] LACHIVER M. (1991), Les années de misère. La famine au temps du Grand Roi, Paris, Fayard, p. 516 et 510.

[4] FAVIER R. (2008), « Penser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 in LAMARRE D., Climat et risques. Changement d’approches, Paris, Lavoisier, p. 9-23.

[5] To relate these ancient notions to contemporary discourse, see KRINNER Gerhard (2019), The Climate Machine, Encyclopedia of the Environment, [online ISSN 2555-0950] url :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en/climate/the-climate-machine/

[6] 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 médecine, par une société de médecins, Paris, Panckoucke, 1792, p. 878.

[7] Histoire de l’Académie…, 1743, p. 15-16.

[8] MONTESQUIEU (1719), Projet d’une histoire de la Terre ancienne et moderne,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Lorenzo Bianchi, in œuvres complètes de Montesquieu, volume 8, œuvres et écrits divers, tome I, Voltaire Foundation, 2003.

[9] Histoire de l’Académie…, 1765.

[10] BUFFON G.-L. (1778), Époques de la nature, dans : Supplément à l’Histoire naturelle, vol. V, p. 243-244.

[11] GROVE R. H. (1997), Ecology, climate and Empire : colonialism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1400-1940, Cambridge, White Horse Press ; FRESSOZ J.-B. et LOCHER F. (2015), L’agir humain sur le climat et la naissance de la climatologie historique, XV^e-XVIII^e siècles,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n° 62, p. 48-78.

[12] Histoire de l’Académie…, 1746, p. 91.

[13] FRESSOZ J.-B. et LOCHER F. (2015), L’agir humain sur le climat et la naissance de la climatologie historique, XV^e-XVIII^e siècles, op. cit.

[14] RAMOND de CARBONNIERES L. (1781), Lettres de M. William Coxe à M. W. Melmoth sur l’état politique, civil et naturel de la Suisse, traduit de l’Anglois, à Paris, chez Belin.

[15] FRESSOZ J.-B. et LOCHER F. (2015), L’agir humain sur le climat et la naissance de la climatologie historique, XV^e-XVIII^e siècles, op. cit.

[16]  BOURGUET N.-M. (1993), « L’image des terres incultes : la lande, la friche, le marais », in CORVOL A., La nature en Révolution, 1750-1800, Paris, L’Harmattan ; GRANET-ABISSET A.-M. (2005), « La bataille des bois. Enjeux sociaux et politiques de la forêt pour les sociétés rurales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 in TANGUY J.-F. (dir.), Les campagnes dans les évolutions sociales et politiques en Europe des années 1830 à la fin des années 20, Paris, Ellipses.

[17] RAUCH F.-M. (1802), Harmonie hydrovégétale et météorologique, Paris, Levrault, 2 vol., 375 et 299 p. ; LARRERE R. (1985), L’utopie forestière de François-Antoine Rauch, Paris, INRA.

[18] Dr FUSTER (1845), Des changements dans le climat de la France. Histoire de ses révolutions météorologiques, Paris, Capelle, Libraire – Éditeur, 503 p.

[19] ARRHENIUS S. (1910), L’évolution des mondes, Paris, C. Béranger, V-246 p.

[20] See the cartoon SOS Météores by Edgard P. Jacobs, published in 1958-1959, Editions du Lombard, Belgium

[21] http://www.denisdutton.com/cooling_world.htm

[22] FLOHN H. (1969), Climate and Weather, World Univ. Library, New York.

[23]  https://www.ina.fr/video/I07151948

[24]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Carbon Dioxide and Climate: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1979.

[25] ALLEGRE C. (2010), L’imposture climatique, ou la fausse écologie, Paris, Plon.

[26] Sputnik.com, 18 novembr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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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郑翔宇                  审校：刘俐媛                   责任编辑：胡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