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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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不平等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广泛使用的新兴概念。环境不平等包括由于社会经济差异导致的生存环境问题，例如，贫民窟周边可能会存在更多的工业污染；偏远山区可能会更频繁地发生自然灾害；破旧小区更难拥有高质量环境监测设备等。目前，环境不平等这一概念逐渐被社会大众所了解，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环境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措施。本文深入剖析了环境不平等这一概念，探究了环境不平等的成因，制定了相关分类，使环境不平等的内涵更简明扼要、便于理解，最终提出了相应的修复方案。

1. 环境不平等的定义

  不平等是指个人、群体在获取和使用稀缺的、高价值的资源时存在的差异。个人、群体之间的这种差异可能与他们拥有的资源（教育、收入、社会和文化等）或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住房、就业等）有关。这其实是一种社会不平等。不平等也存在于空间中，因此我们将讨论空间（或者领土）上的不平等。即使是相同的服务措施或经济政策，有些区域可能就无法从中获益。例如，在网络使用权限上，法国的农村区域就无法获得和城市区域相同的服务。

  环境不平等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社会、领土当然还有环境。具体而言，环境不平等其实是一种环境压力，这种环境压力主要由居住于贫瘠土地、偏远山区的人民承担。需要强调的是，环境风险或工业污染并不会真正的导致环境不平等。

  因此，环境不平等也可以被定义为：个人、群体承担了某种社会压力，然而，个人、群体并不能通过自身力量改善或摆脱这种困境。封面图片就展示了一种环境不平等现象。社会-人口结构能够显示经济、社会、政治等的脆弱性，从而便于剖析环境不平等出现的真正原因。

  为了更深入的理解环境不平等这一概念，我们结合了人文社科、环境科学和公众常识进行了多学科、跨领域分析。本文旨在剖析以下四个问题：1）环境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2）如何定义和区分环境不平等？3）如何对抗和减少环境不平等现象？4）环境不平等究竟是我们面对的新的社会发展进程，还是社会和环境之间不利因素的新观点？

2. 环境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剖析

  社会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既可以作为独立的理论观点服务于现象和规律，也可以共同阐释现象和规律的生成。环境不平等概念的提出依赖于社会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环境不平等并不仅仅是由自然决定论生成的，因为自然决定论会致使人群趋好避恶，远离恶劣环境[1]，社会决定论亦是同理。因此，我们对环境不平等的成因进行了分析。

  首先，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现实生活中，那些造成环境污染、产生有害物质的个人、群体（开发商、基础设施运营商、工厂运营商、污染物排放大国等）往往并不需要面对这些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负责，反而能从中获益。环境破坏后所带来的社会效应一部分被当地居民所承担，可能会对其健康、财产、住所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另一部分则由社会所负担，因此后者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保护人民免受其扰或尽量减少环境污染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长期暴露于空气污染的环境中会导致易感人群呼吸困难，尤其是哮喘患者，儿童、老年人等体弱人群会更容易患病，更需要及时、便利的医疗设备[2]。

  其次，如图1所示，氮氧化物暴露度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基础设施优良的区域，其氮氧化物浓度较低、产生的积极效应影响范围更广；基础设施较差的区域，其氮氧化物浓度更高、污染暴露风险更大、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更多，此外，这些区域也时常发生道路拥堵、噪声污染、房产贬值等现象。空气污染造成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不公平，也可以被称为“地域牺牲[3]”。

  作为欧洲枢纽的罗西·戴高乐机场为大量游客和过境旅客提供了交通服务，因此，法国大多地区（尤其是巴黎）都能够从旅游交通业中获益。法兰西岛地区及其所在部门也借此开展了许多经济活动。而且，并非仅有机场周边区域获益，这种情况解决了众多法国居民的就业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致力于缓解偏远区域消极影响的扩散，使其正面影响得以广泛传播[4]。

  同时，城市规划[5]有时会导致更严重的环境不平等中的突发事件和防卫工事问题的出现。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早已根深蒂固，因此，美国黑人居住区与白人居住区往往截然不同。由于城市规划方案和投资建设方案的选择，长期以来的城市边缘化和行为种族化（银行家、城市规划师、地方社区、个人的居住选择等）都导致种族隔离制度长久不衰[6]。

  在法国，社会住房常常根据人口政策进行分配[7]，不合理的政策往往把贫困人口和移民集中在缺乏公共服务、工业污染严峻、自然灾害频发的社区中[8]，这种行为促使种族隔离愈演愈烈。同样，在城市化过程中，某些区域被重建为贵族社区（例如维莱特盆地的码头、巴黎的伊欧花园等），而收入较低的原住民则被驱赶至其他区域，这说明种族隔离与交通便利、设备齐全的房地产估价相关[9]（图2）。

  2005年，法国的报告[10]表明，城市敏感区（ZUS）并不存在过量空气污染。城市敏感区的主要特点是房产资源差，住宅和就业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现象，自然灾害频发。近42%的城市敏感区面临工业污染风险，而其他区域只有21%。城市敏感区空气污染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住宅区和工厂之间距离较近，且该区域地价较低，工业基地建成已久，虽然还有其他开发选择，但该区域仍被用作工业发展。

  因为个人和家庭经济能力不同，经济能力较好的家庭会选择远离空气污染暴露程度较高的区域，而经济能力较差的家庭则会优先考虑租金较为低廉的区域。一些研究人员[11]认为住宅区域变动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不同地域空气污染暴露差异。同时，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工厂或基础设备的开发商和运营商并不会造成环境不平等，只是个人和家庭对居住地的要求不同造就了如今的结果。但这种论调将个人行为视作复杂社会经济和国土资源变动的原因，并没有真正的阐明环境不平等现象。

  除了城市规划政策，针对少数群体和受歧视群体的政策也会造成环境不平等。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造成了环境不平等，入侵者在原住民的领土上发展科技、创造国家，导致原住民的地位一再下降，例如美国、加拿大[12]、澳大利亚等。不仅如此，原住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较少，其风俗习惯得不到尊重，参与生产活动获得的收入也较低（图3）。

  环境会受到政策影响而产生变动，然而，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首先，政策制定并不会考虑到所有的影响因素，可能仅仅探究对人体健康、房产行业估价等几个方面的影响，更不用说根据人口数量、民族类别的不同而采用本土化方式进行探究了。其次，城市规划文件、项目研究进展、合作伙伴选择等的手续流程需要社会资本和时间成本相互协调。虽然通过公共咨询获取结果的难度较小，但咨询场所仍然十分简陋。互联网能够帮助人们便捷的获取文件，但大众往往难以理解这些文件，由此可见，专家宣传讲解也是十分重要的（图4）。

  环境不平等并不单是环境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加总。环境不平等指的是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方面特别脆弱的人口或领土所经历的环境问题。下文我们将对环境不平等进行分类。

3. 环境不平等的分类

  环境不平等的成因（社会、领土、历史等）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必须基于长时间的分析，以便剖析其生成机制并探寻解决方案。不平等的根源并不是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而是由历史及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和生态关系的复杂耦合关系决定的[13]。此外，基于科学文献和跨学科探索，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环境不平等的类型：

• （空气污染和风险等）在环境影响中不同暴露程度。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人民通过一些案例了解了环境不平等，分析案例发现高污染工业基础设施的位置与非裔美国人及贫困人口之间存在高度重合，说明美国存在严重的环境不平等[14]。
• 资源的互相转移，也就是不同国家对解决环境问题的不对等付出。例如，发展中国家（原始资源提供者；废物和污染物的接受者）与发达国家（资源产品加工方；销售收入主要接受者）之间环境上的不平等交换[15]。
• 环境资源的不同获取方式。（1）满足基本需求（清洁水、未污染土壤、可呼吸空气等）和实现重要功能（健康食品、取暖、住房等）所需资源的不同获取方式[16]；（2）不同的个体、群体环境设施和生态服务的分布地点和可及性的差异性。

  第一种环境不平等类型包含了许多真实案例，例如，燃料匮乏、难以获得清洁用水等。图5表示了当地政府将喷泉用网格包围，防止哈瓦那市南部居民取水。

  第二种环境不平等类型包含居民的住宅选择。住户会对自己的居住环境有一定的要求，例如交通便利等，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住宿方式和标准进行住宅选择。因此，对于贫困家庭而言，住宅选择是需要权衡的，他们无法承担高昂的房价，因此他们很难拥有一个舒适健康的环境。事实上，社会经济资源较差的家庭往往面临紧迫的住房需求，选择余地较小。

  因此，环境便利设施的差异性很大程度造成了环境不平等[17]。也就是说，空间和领土被其自然原生属性或人为创造属性所分隔[18]，只有拥有大量社会、经济、文化资本的个人、家庭才能享受绿地、森林、河岸或海岸。

• 公众影响环境政策的能力不同。这既取决于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的力度，也就是项目规划者是否同意公众参与，尽管许多法案中都要求提高公共参与度；也取决于其社会、文化、经济资本是否充裕，使自己的声音能被听到，并以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得到合法的认可。
• 环境政策及其造成的潜在的不平等[19]取决于其实施过程中针对的不同的人群。环境保护政策也许可以消除社会不平等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繁华城区的交通管制措施限制了低收入家庭驾驶老旧汽车上路，尽管这一举措改善了整体空气质量，但如果没有配套的补偿措施，该政策也显著降低了弱势群体[20]的便利性，并将污染转移到了周边的弱势区域。
• 环境正义：环境正义与环境运动是对立的。实施政策时如何充分考虑自然因素？我们如何利用现有技术综合考量自然-人类耦合系统？如何能够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从而维持自然平衡，尤其是气候平衡？环境正义和生态正义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22]，但随着自然环境保护机制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的提高，环境正义和生态正义的差距正在逐步减小。

  环境不平等往往具有多尺度。在全球化风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各个国家对环境损害的不同的修复措施。2006年，一艘名为Probo Koala的船只在阿比让泄漏剧毒物质，造成17人当场身亡，之后的污染扩散又造成了数万人死亡。该船只所属的私营公司是一家石油产品的独立贸易商，但该公司没有能力清理这些污染物质。该公司违反了欧洲的相关法律，该法律禁止船只从欧盟向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出口某些类型废物。

  环境不平等也可以基于城市层次进行分析。当中心城区进行城市重组时，往往会占用周边地区的资源，周边水库、采石场、农业区和垃圾场的原住民都会被驱赶到更边缘的区域，而且他们并不能参与决策过程[23]。因此，巴黎大都会区采购了一批原材料（图6），并将产生的废品送至更远的垃圾填埋场。

  综上所述，环境不平等的多样性让我们意识到，环境不平等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空间不平等，也让人们通过环境问题重新解读了社会不平等和空间不平等。因此，我们应当从其成因及其类型来改善、解决环境不平等现象。

4. 环境不平等的解决措施

  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国家都颁布了改善人类与其周边环境的条例：健康环境权、城市居住权[24]等。但如何通过具体措施和法律法规实现这些条例呢？平等究竟该如何定义？“平等主义”主张：提倡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上平等，并要求所有人享有同等权利、同等待遇以及将所有财富平等重新分配给所有人。在环境不平等的背景下，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承担相同的环境问题（例如基础设施的重新分配）并享受相同的便利（例如绿色空间）。功利主义主张：以实用为主要行动准则的道德和伦理体系。一个符合道德的政策是指能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大化福利的政策。因此，如果一个政策对绝大多数人是有用的，它不可能因为使少数人遭受不利影响而受到质疑，因为它造成的危害较小。自由主义主张：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牛顿的物理学理论充满热情，认为人类是被个人利益驱动并且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看不见的手能够确保总体的平衡。然而，这种方法已经引起了许多的辩论。环境政策部分在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中有所体现。这种理论认为，只要社会正义帮助了最弱势的群体，就可能存在不公平，同时为这些不平等设置了严格的条件。因此，必须设法纠正对于贫困人口的政策的负面影响。环境不平等的复杂性也意味着应对措施的多样性，而这些应对措施的规划并非易事，我们究竟该从何着手呢？

  解决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根源。拆除破坏环境的基础设施是一件难事，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或减少这些设备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控制噪声污染源头、禁止有毒物质排放、优化工厂设备等。

  使用特殊措施处理环境破坏区域。城市规划政策可以设立特别资金，将其用于贫困指数较高的区域。社会各界人士都为这些行动提供了资金，城市中也增添了更多的公共设施和草坪绿地。

  针对弱势群体制定特殊方案，为他们提供更多参与决策的机会[25]。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试图优化高污工厂附近居民的生活环境，帮助他们认识到环境不平等现象，以便于商量解决措施，从而减轻环境污染。

  参与者（运营商和本土居民）应当共同制定当地环境再平衡的解决方案，给予弱势方一定的经济补偿，努力减少环境破坏。在美国，社区福利协议[26]就是开发商和居民协议的结果，洛杉矶机场就是很好的案例。社区福利协议包括为受影响的居民（尤其是西班牙裔少数民族）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同时，要减少公共住房和设施中的污染气体排放，设置绿化隔音带。

  尽管一些社区为解决环境不平等现象做出了努力，但现有措施往往和规划方案不一致。下文我们将介绍另外的环境不平等解决方案：通过增加污染方的资金成本来控制污染生成。那么该解决方案是如何出现在美国和法国政治议程的？

4.1. 解决环境不平等：从立法到谈判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缺乏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是造成环境不平等的真正原因。弱势方（遭受污染的居民）与资本方（排污者）之间的关系是高度不平等的，因为当地居民很少有开发商、运营商那样的财政力量、政治背景或社会资源。因此，应该增加资本方污染环境的成本：

• 要求开发商、运营商设立针对性法案并采取必要措施来减少对人口和环境的影响。
• 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在法国，国家会对污染活动征收一般税[1]，用于建设减少污染的设备。法国政府对机场附近的住房和公共建筑做了隔音处理，同时对机场方征收噪音污染税（图7）。
• 社会环境补偿谈判。因为环境不平等引发的社会补偿往往需要开发商和当地居民沟通协商，这就能够确保当地居民的权益得到保护。由于社会环境补偿具有地域性，因此无法确保每个类似案件都能找到恰当的解决方法。这被称为“情境正义”，与之前的方法相比，这种解决办法只能解决特定场合的环境不平等，很难在其他地域和不同尺度上再现。

4.2. 环境不平等已经或多或少被纳入政治议程

  20世纪70年代末，马丁内斯·阿利尔就指出了美国存在的环境不平等问题。科学家、协会和有关居民严厉谴责了政府让非洲黑人所处的污染环境（图8），并试图通过科学研究来论述环境不平等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各个工会领袖的积极行动使环境正义制度化成为可能。比尔·克林顿总统发布了第12898号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处理任何危害穷人或少数民族健康的环境污染，并将其纳入环境正义目标。同时，克林顿设立了环境司法办公室和国家环境司法咨询委员会来制裁环境不平等现象。然而，迄今为止，针对少数民族和贫困人口的环境正义法规仍然较为缺乏。事实上，即使环境司法界在书面程序中考虑到了环境正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和贫困人口仍然处于过度暴露状态。

  法国[28]目前主要存在三个解决环境不平等问题的渠道，即贫困人口可以通过国家环境健康计划改善环境健康，解决燃料贫困[29]并获得健康食品。环境不平等逐渐被纳入公共议程，群众也可以质疑规划者的做法。正如胡洛所言，“在能源转型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到社会公众的利益”。然而，环境不平等入法的具体细节仍然不够明朗[30]。

5. 环境政策的社会影响

  环境不平等并不是一个新现象。社会脆弱性、环境问题（接触污染物、缺乏便利设施等）和领土歧视是存在已久的问题。环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环境问题[31]的出现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的政策制度。随着对环境不平等探究的深入，社会大众开始同情那些遭受过度暴露的人群。

  环境不平等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地理决定论造成的。在历史、社会和文化变迁过程中，土地资源的利用、贫困人口的遭遇、自然资源的开发、经济活动的分配等都会造成环境不平等。我们需要平衡环境不平等现象，来减少大量的政治拨款。

  综上所述，理解并解决环境不平等问题不仅需要我们使用科学技术处理环境问题，更需要我们重新思考领土发展以及环境政策，不能忽视环境不平等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人类活动是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以及商品分配不均的根源，因此，环境问题是离不开人类社会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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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及说明

封面图片：是印度孟买靠近马希姆路口的达拉维贫民窟。这些贫民窟的居民遭受着与环境有关的各种污染，对此问题也无能为力 [来源：A.Savin(Wikimedia Commons–WikiPhotoSpace)[FAL], Wikimedia Commons]

[1] Larrère, C. (2017) Les inégalités environnemental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 12

[2] 世卫组织（2016），《环境空气污染：全球暴露和疾病负担评估》，[在线资源]：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250141/1/9789241511353-eng.pdf?ua=1.

[3] NIJKAMP P. et al., (1992),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Regional System”, in: M. J. Breheny (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rban Form, Series editor P.W. J. Batey, pp. 39-66.

[4] Faburel G. (coord.) (2006) Les effets des trafics aériens autour des aéroports franciliens. Volume 1: State of knowledge and assessment methods on environmental themes, CRETEIL Report for UNA-Canada, ADP and DGAC, May, 158 p.

[5] 即，如何规划城市, 如何选择开发运营地点，例如城市重组、基础设施安装或设备建设。

[6] MASSEY D., DENTON N. (1993) American Apartheid,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7] “政府机构为改变社会住房占用情况而采取的所有干预措施（住房供应、分配或社会支持）”（安鲁监测委员会，2014）。

[8] Sala Pala, V., Kullberg, J., Tomlins, R. and Henry, G. (2005) Housing policies and ethnic minoriti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Les minorités ethniques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La Découverte.

[9] Clerval A., Fleury A. (2009) “Urban policies and gentrifica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Paris case”, L’Espace Politique. [网络资源], 8 : https://espacepolitique.revues.org/1314.

[10] 2005年环境总检查局关于城市地区生态不平等的报告：http://cgedd.documentation.developpement-durable.gouv.fr/documents/cgedd/2004-0116-01.pdf.

[11] BEEN, V., GUPTA, F. (1997) Coming to the Nuisance or Going to the Barrio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Claims, Ecology Law Quaterly, n°24-1, p 1-56.

[12] Bone, R., Anderson, R. (2017), Indigenous Peoples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Canada, 506 p. Captus Press.

[13] Centemeri L., Renou G., 2017, “How far does the ecological economy think about 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Around the work of Joan Martinez Alier”, in Larrère, C. (2017), p 53-72.

[14] TAYLOR, D.E. (2014). Toxic Communities. Environmental Racism, Industrial Pollution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5] Martinez-Alier, J. (2014). L’écologisme des pauvres, Une étude des conflits environnementaux dans le monde, Paris: Les Petits Matins.

[16] Harpet, C., Billet, P. (2016), Justice and environmental injustices, L’Harmattan.

[17] Kalaora, B. (1998) Au-delà de la nature l’environnement, L’observation sociale de l’environnement, Paris: L’Harmattan; Deldrève, V. (2011). Preservation of the coastal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inequalities: The example of Le Touquet-Paris-Plage. Spaces and societies, 144-145.

[18] OECD (1999),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Manual: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Incentives, Paris.

[19] Deldrève, V., Candau, J. (2014) Producing fair environmental inequalities? Sociology, 3 Vol. 5, p. 255-269.

[20] La Branche, S., Charles, L. (2012) Étude d’acceptabilité sociale de la ZAPA de l’agglomération grenobloise: synthèse des principaux résultats. Air Pollution: Climate, Health, Society, Air Pollution, p.226-230; Gobert, J. (2015) Socio-environmental compensatory measures and social acceptance, in Levrel H. et al., Restoring nature to mitigate development impacts- Analysis of compensatory measures for biodiversity, QUAE, p. 34-44.

[21] SZE, J., London, J., (2009) Environmental Justice at the Crossroads, Sociology Compass, No. 2, vol. 4, pp. 1331-1354.

[22] Shoreman-Ouimet E., Kopnina H., 2015, Reconciling ecological and social justice to promot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84, pp. 320-326.

[23] Kelly-Reif, K., Wing, S. (2016) Urban-rural exploitation: An underappreciated dimension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Vol. 47 A, pp. 350-358.

[24] LEFEBVRE H. (1968) Le droit à la ville, Paris: Anthropos.

[25] Sen, A. (1985)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26] 关于CBA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163&v=dlUn_tdloYE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zn_LBu3drE.

[27] 废物、污染排放物、润滑油和制剂、洗涤剂、萃取材料等的处理资金由污染物产生的公司提供。

[28] 污染环境对弱势群体的影响问题并不能追溯到最近法国对“环境正义”的探究。19世纪的主要流行病学研究强调了工人在特定环境中的生活条件。

[29] 即，贫困家庭很难支付能源账单，因此，一方面, 他们很难在能源过渡法框架内以体面的条件生活下去。

[30] Nicolas Hulot，环境国务部长，2017年。

[31] 历史学家指出，早在19世纪，科学家就开始质疑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日益稀缺。LUGLIA, R (2015), Scientists to protect nature. The acclimatization society (1854-1960).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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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周仪琪          编审：赵红教授          责任编辑：胡玉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