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与环境是否背离？

  媒体每天都在谴责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并将这些恶举归咎于经济失灵。经济发展能否不浪费自然资源、不危害生物多样性或人类健康？被指责的对象是生产和消费的选择。这一审判是否公正合理？环境影响是否是由于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造成的？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清楚地了解经济活动与环境之间的本质关系，还需要清楚地了解两者之间的演变方式。经济分析真的对上述问题有影响吗？随着时间的推移，是更倾向于将环境纳入经济学研究，还是倾向于让经济学回到经济？其结论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经济包括商品和服务的所有生产、流通和消费活动，与之相对应的是收入分配，收入一部分被储蓄起来用于投资，并以此实现发展。这些活动是社会性的，因为它们是由非经济机构（政治、科学、文化）所产生的，又与环境相互作用，触及生物圈多个组成部分（即大气、水环境、土壤和底土）[1]。这些互动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图1）

1. 经济活动所需要的自然资源

  无论是地方、区域还是国家，所有经济体都有其自然环境的标志：气候、地形、水文或土壤质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热带地区的生产或消费与温带地区并不一致。然而，由于这些环境的影响过于分散，导致经济分析无法将其纳入生产或消费函数中。

  这同样适用于在生物圈中以易于识别的实体流形式产生的资源获取。其中一些涉及所谓的可再生资源：例如来自河流、湖泊和海洋中的鱼类；来自森林中的木材；来自湖泊或河流中的淡水。其他的则涉及不可再生资源，因为它们是从一种稀土资源中提取的：例如铁矿石、有色金属矿石和稀土；矿物煤、常规和非常规原油、天然气等形式的化石能源。

  这些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可获得性显著地影响生产条件、成品成本、企业竞争力、消费和经济结构。把各种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经济特征与地下富含原油的沙特阿拉伯经济特征进行比较，就足以让人信服。在荷兰，1959年开始开采格罗宁根天然气带来的暴富甚至导致了部分经济的崩溃（图2）。

2. 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产生的排放

  经济发展与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的资源息息相关，也与它们以固体、液体或气体废物的形式向自然环境排放的物质有关。这些物质有的是自然吸收和再生的，有的是因质量或数量的原因不能吸收和再生的。不可吸收的物质很可能威胁到自然环境的质量，对生物资源、人类健康和经济活动，以及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层的组成成分造成整体损害。其中由工厂烟雾造成的城市污染对大气的破坏是众所周知的，而且其在建筑退化和公众健康方面的成本也是难以估量的。

  直到20世纪末，一些国家的经济可能由于其生产结构而免受局部污染带来的危害。但自从人们确定污染排放物的全球性影响以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例如出现太平洋废弃物质漩涡（http：plastic pollution of the oceans）、威胁两极上空臭氧层的氟氯化碳气体和二氯甲烷、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变暖的物质、顽固的放射性废物。

  这些排放物在不同程度上通过对环境的影响进而影响经济活动。有些国家提高了公司的生产成本，或向排放污染物质的公司收税迫使其减少污染物质的排放。除此之外，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生态系统的某种平衡遭到破坏，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最终可能完全瘫痪。

3. 技术变革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技术变革的推动下，经济-环境相互作用（资源开采和排放）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空间上亦是如此。后者大多倾向于通过资源开采的持续增长来增强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之后，其标志性技术（焦钢和蒸汽机，之后是内燃机和热电技术）导致了铁矿石、煤和碳氢化合物的大规模开采。

  另一方面，一些技术变革阻止了部分环境的退化：从18世纪起，煤矿的扩张使西欧未遭砍伐的森林得以幸存；一个世纪后，通过用矿物油代替鲸鱼的脂肪，石油资源开采阻止了鲸鱼的灭绝；20世纪末期，清洁取暖技术使伦敦得以解决部分雾霾问题[2]。在21世纪，能源效率、太阳能光伏和电力储存技术的进步可能有助于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4. 经济与环境关系的社会维度

  因为生活水平高的人比低收入人群更容易受到环境退化的影响，那么经济的发展是否会导致污染量的减少？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01-1985）的环境曲线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它只适用于某些地区的情况，正如世界银行的分析所示（图3）。

  事实上，由于文化因素，在人均收入相当的国家中，并非所有国家都对其领域内的环境变化同样敏感。此外，并非所有国家都有一个高效成体系、能以环保方式重新引导技术变革的组织。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行动远非其东南亚邻国所能及的！更为普遍的一点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具有生态意识。

5. 经济思维演变中的环境

  经济分析是否正确处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塑造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时，赋予自然资源多大的权重？经济活动排放物是否代表经济活动损害自然环境造成的成本？在这些问题和一些相关的话题上，经济学家的著作不断发展（图4）。

6. 讲点历史：从最初的认知到重商主义

  已知最早的关于经济的认知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字记载，接着是中国或印度的文字记载，再后面有了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从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或色诺芬(Xenophon)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都认为：贸易、市场、价格或税收等概念的兴起都只涉及由原始农业和手工艺品所构成的经济活动的一小部分，但这些经济活动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如地中海沿岸）因毁林已经影响到了自然生态系统[3]。

  在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在13世纪，经济思想开始从之前与之不可分割的哲学甚至神学背景中解放出来，至少有两方面的发展使之得以实现：一方面，一些哲学家正在复兴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概念；另一方面，贸易的扩张正在引发巨大的经济动荡，虽然其进程不时被打断，但随后通过欧洲向包括亚洲及其丝绸之路在内的新大陆开放以此来实现扩张。经院哲学家以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或尼古拉斯·奥雷斯梅（Nicolas Oresme）的著作为基础，讨论了商品的公平价格和利率的合理性（图5）。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通过证明人和货物的自由流动是正当的，使私有财产合法化，并为货币理论和（主观）价值理论奠定基础，进一步扩展了这一领域。

  因此，在经院哲学家们的认知里中，没有什么能影响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他们对市场、价格和货币的担忧并没有延伸到农业或冶金商品的生产条件中，而这些商品却已经是造成欧洲许多地区森林退化和生物圈改变的元凶[4]。

  16世纪初期继承经院哲学的重商主义者对这些主题也不感兴趣[5]。随着新世界的发现、贵金属涌入西班牙以及君主制的加强，经济思想正集中于通过货币积累使国家富裕起来，这是通过保护主义和出口支持得到贸易顺差的结果。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如《为戈丁而斗争》（“L’Élégie contre les bûcherons de la forêt de Gâtine”）中的朗萨尔（ Ronsard ），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环境正在恶化，但很少有人会将这种状况与欧洲社会的繁荣联系起来[6]。

7. 法国的重农学派

  大约一个世纪后，似乎即将发生变化，因为当时经济思想的代表学派为所谓的“重农主义”（Physiocracy），意为“自然（physis）政府（kratos）”[7]。重农主义者认为，自然是矿场提供的总产值的来源，矿场“无疑是国家的新财富”，自然也是农业净产值的来源，“因为土地每年都结果实”。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因为“农业允许其他活动在其土地上单纯地加和”。农业是国家和公民所有财富的来源。“地球归还给人类的价值只会多于它从人类那里得到的价值”[8]。

  因此从逻辑上来讲，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在《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1749-1804）[9]中所描述的“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财富流通的表现形式”中，“确保重建创造国家财富的条件”的恰恰是农民。这一功能基于他们提供土地所需的原始条件（建筑、排水）和年支出（种子和农场工人工资）等预付款的能力，这得益于他们提供的净产值，即“每年产生的财富中可以在不影响其生产条件的情况下被消费的部分”（图6）。

  特别是在重农学派的故乡—法国，这种将贸易财富的基础转移到农业的做法反映了农业的迅速发展，除此之外，在农学快速发展的影响下，一些大地主知道了如何从中受益。这样一来，人类经济又回到了自然经济中。雅克-昂利·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Pierre）的《自然世界》（Études de la nature）一书的出版恰恰说明了这点[10]。

8. 英国古典主义学派

  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的《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1758年）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然与民族的复兴的缘由》（Recherches sur la nature et les causes de la richesse des nations）（1776年）之间的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经济思想又一次背弃了自然，尽管一些发展本应延续重农主义思想。

  18世纪，“尤其是18世纪末期，人们对自然的强烈兴趣达到了顶峰；尽管自然和上帝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打破，但自然正逐渐成为科学单独的研究对象”[11]。1735年卡尔·冯·林内（Carl von Linné）的《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1707-1778）第一版就说明了这一点，该书提出了 “自然经济”，其适用于矿产、蔬菜和动物三大部类。法国的主要评论家布丰伯爵（the Count of Buffon）（1707-1788）广泛传播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所有知识[12]。

  但同时，18世纪诞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了从铸铁到亚伯拉罕·达比（Abraham Darby）的矿物煤焦（1709）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的蒸汽机（1776）的转变，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煤矿扩张”，煤矿的低开采成本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增长。与之相对应，自然环境的退化引起了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s）（1819-1900）的愤慨。

  亚当·斯密（Adam Smith）则对这些发展不太关心，他没有考虑财富形成的本质。“不管一个国家的土壤质量 、气候或领土大小如何，其每年提供的物质丰富与否”只取决于工人的技能和他们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只考虑人为因素，不考虑自然因素[13]。因此，只要人们能够自由地追求各自的特殊利益，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富裕，而市场价格机制则确保了集体-私人利益的趋同（图7）。

  然而，并不是所有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完全打破了经济活动和环境之间的联系。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认为，自然为动植物提供了大量的生存胚芽，但却给予它们有限的生存空间和食物，因此，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导致了自然对每个物种的限制[14]。人类无法逃脱这条定律：几何级增长的人口（每25年翻一番）将不可避免地与算术级增长的农业生产的极限相冲突。贫穷不是经济制度的结果，而是地球贪婪的结果，只有通过节制才能与之斗争。

  大卫·里卡多（David Ricardo）（1772-1823）通过具体说明对地球的贪婪是多种多样的，对马尔萨斯的分析进行了细微的改动。因此，粮食需求的增长鼓励人们耕种越来越少的肥沃土地，这反过来又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与没有生态限制的工业不同，农业活动遵循产量递减规律，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采矿活动。1928年，弗朗索瓦·迪西娅（François Divisia）在他的《理性经济》（Rational Economy）一书中总结道：“经济活动对自然的需求越多，自然就使其服务的成本越高”，有人告诉他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技术进步拓展了自然的极限！

9. 新古典主义将经济学与环境完全分离

  一些英国经济学家对将环境纳入经济学考虑因素的开放心态只是短暂的。即使生态学随着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和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学说的崛起而腾飞，但由于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兴起，经济也切断了与环境的最后联系，回到经济本身。

  自从马克思把古典主义学派的劳动价值观与自由主义对立以来，范式转换的思想一直在推进。1871-1874年间，曼彻斯特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维也纳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和洛桑的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创立了所谓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因为该学派继承了部分亚当·斯密的思想，但其提议将商品的价值建立在边际分析得出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上。虽然存在很多分歧，但新古典主义学派的成员们都认同：“对每个经济主体而言，每一单位商品的价值都会随着他拥有的总数量的增加而降低，而交换中决定价格的过程正是基于额外单位的“边际价值”[15]。这种在完全竞争体制下的定价，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经济均衡的条件，界定了经济的范围。 后者必须参考物理科学，更准确地说是理性机制，这一点在莱昂·沃尔拉斯（Léon Walras）的论著中尤为突出。

  对于这些构成主导20世纪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及其继任者来说，自然环境和技术一样，属于世界的一部分数据，因此不属于经济范畴。从生产函数中消除了“土地”因素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当下的生产函数只限于劳动力和资本（图8）。

  尽管与这些认识论基础相去甚远，但这一时期的其他伟大的经济学家也并没有弥合这一鸿沟：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 Keynes）（1883-1946），他过分关注探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原因；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ys Schumpeter）（1883-1950），他想把市场分析融入一种以技术进步为驱动力的结构性分析方法中。

10. 总结

  面对全球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影响，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分析的思维进入瓶颈期。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从19世纪末形成的认识论框架内，创造性地回答联系经济和环境的两个主要问题：

• 自然资源的真实价格是多少？
• 污染的真正代价是什么？（《面对环境现实的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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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及说明

封面图片：经济和环境各自需求的不同趋势 [来源：原创© 环境百科全书]

[1] “环境”一词是指生物体，尤其是人在其中发展的所有自然和文化条件，因此，只要考虑到其物理、化学或生物方面，就有必要被称为“自然”。为简化下文，将忽略此限定义。

[2] Martin Jean-Marie (1990). The global energy economy. Paris: La Découverte, 126 p (pp. 33-59).

[3] Cipolla Carlo M. (1974). Storia economica dell’Europa pre-industriale. Bologna: Il Mulino, 349 p.

[4] Gimpel Jean (1975).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Middle Ag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246 p.

[5] 除了这一学派最后的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坎蒂隆（1680-1734）之外，他认为“物质的价值来自于地球资源和劳动工作”，特别是来自地球资源。Albertini Jean-Marie, Silem Ahmed (1983). Understand economic theories.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643 p, (p. 593). 这本书概述了欧洲的重商主义：西班牙的金银主义、法国的科尔伯特主义、英国和荷兰的商业主义（第79-81页）。

[6] Acot Pascal (1988). History of ecology. Paris: PUF, 283 p.

[7] 其成员名单及其出版物可在重农主义学派专用章节中找到，该章节在Romeuf Jean的领导下完成。(1958).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Paris: PUF, 1,198 p.

[8] Cours d’Economie Politique de Turgot (1727-1781), quoted by Jean Romeuf, Dictionnaire, op. cit., p. 869.

[9] Vivien Franck-Dominique (1994). Economy and ecology. Paris: La Découverte, 122 p (p. 17. 以下引文摘自同一本书。

[10] 圣皮埃尔·贝尔纳丁（1737-1814）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小说《保罗与维吉尼亚》（1788）。他的《自然之地》（1784）1840年版仍可从普赖斯部长处获得。

[11] Deléage Jean-Paul (1991). History of ecology, a science of man and nature. Paris: La Découverte, 330 p (p. 33).

[12] Les sciences de la Natur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en France et en Europe, in Soboul A., Lemarchand G., Fogel M. (1977).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Paris: PUF.

[13] Polanyi Karl (2009).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aris: Gallimard, 467 p (pp. 171-72). 正文开头的引文取自《国富论》，没有精确的参考。

[14] In Essai sur le principe de population, French translation, p. 68.

[15] Dréan Gérard. Another story, 2, op. 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