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自然现象/当环境变成威胁

  当大自然以自然灾害的形式展现出其可怕力量时，环境会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发展并带来一定的危害。本文首先说明了近年来自然灾害是如何演变的，描述自然灾害所产生的影响，阐释如何利用科学手段处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威胁，科论述我们应当使用什么工具来观察、理解、模拟和预测自然现象及其可能的影响，最后论证了这项研究如何帮助管理者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以及在应对环境变化和未来自然灾害方面，我们应当如何审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1. 环境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损害

  2016年6月的报纸头版标题为“法兰西岛爆发洪水灾害”“巴黎洪水泛滥成灾”，当地居民和政府机构都忧虑不已。当自然再次展现其破坏能力时，它就成为了威胁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动的风险源头。因此，该如何认识这些自然现象，并如何切实减少受害者数量并缩小影响范围等问题已成为研究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萨斯特雷河畔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sur l’Épidémiologie des Désastres, CRED）记录了世界所有的自然灾害，并研究了它们的演化过程[1]。据2015年统计数据显示，从1994年至2015年间，全球共发生了8600多起自然灾害，造成了150余万人死亡，每年受到自然灾害影响的灾民有近76000人。1994-2015年自然灾害数量变化及死亡人数演变趋势如图1所示。

  图1中红色曲线表示年自然灾害数，由图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年自然灾害数显著上升；2001-2010年间呈现高位震荡，平均每年约发生477起灾害事件；自2011年以来，年自然灾害数一直稳定在350起左右。绿色曲线表示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其中，突变点代表某些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特大人员伤亡事件，例如，2004年，印度洋地震和海啸造成了超过226000人死亡；2008年，中国四川地区发生地震，造成87000余人死亡；2010年1月12日，海地发生7级地震，造成22万余人死亡；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岛发生了9级地震，虽然地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但其引发的海啸造成18000余人死亡，并诱发了福岛核事故（图2）。

  由上述图表可知，仅一次地震就会对人类造成致命危害，而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洪水、暴雨、暴雪、热浪和台风等气候现象同样令人担忧。以法国为例，在过去20年内，法国发生过86起自然灾害事件，其中，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是极端气候事件，共致使24000余人死亡。最为严重的是2003年发生的热浪侵袭事件，该事件造成15000人死亡，且老年人占比最大。（参阅 Climate change: what effects on our health?）

2. 了解自然灾害形成机制

  最早着眼于探究自然灾害形成机制的是地球科学和气候学领域的科学家们，他们的研究使人们对自然灾害形成的物理机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但该领域仍待进一步探索，因为至今科学家们仍然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有些地区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地区。2003年5月21日，阿尔及利亚布默德斯地区发生了6.7级地震，此次地震造成2300余人死亡，10200人受伤，180000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2]。同年5月30日，日本本州岛也发生了7级地震，但该次地震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只有建筑物轻微受损，100余人受伤[3]。然而，在12月26日伊朗东南部发生了6.5级地震，造成3.5万人死亡，3万人受伤，此次地震几乎摧毁了整个城市[4]。为什么近乎同等级的地震对不同城市造成的损害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人为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1755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了特大地震，造成约6万人死亡。卢梭和伏尔泰就此事件提出了自然灾害中的社会责任问题，其中，伏尔泰作为一名自然神论者，他认为这次事件仅是一个不幸的巧合；而卢梭则持完全相悖的观点，他指出里斯本所处区域是公认的地震活动带，而板块运动造成的地震势必会危及当地居民，因此，当地政府应该承担此次灾难的社会责任[5]。这场争论提醒我们需要转换视角来看待自然灾害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德国社会学家Ulrich Beck所提出的“风险社会”[6]，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风险并不只是来源于外部的自然灾害，社会工业生产和先进技术滥用同样会造成一定危害[7]。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提出了两个疑问：为什么会把自然灾害定义为风险？社会风险又该如何定义？首选方法是研究“脆弱性”这一概念。Wisner等人将脆弱性定义为遭受伤害甚至死亡、生活资产损失或破产的概率[8]。脆弱性由多个因素综合评估，研究人员正为定义和衡量这些因素付诸实践。因此，降低社会风险需要从减少公司活动、限制资金流动和谨防企业破产等方面着手。

  为了降低环境风险，我们需要了解自然灾害形成机制。自然灾害是衡量人类社会和国土资源脆弱性的有效指标之一[9]。因此，研究人员着眼于自然灾害，尝试理解脆弱性的真正内涵，挖掘脆弱性的表达方式，以期降低社会风险、更好造福人类。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已经确定了部分影响因子，例如，减少贫穷人口是降低全球脆弱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是贫困地区的人们往往受自然灾害影响越大。但以2005年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和2011年日本的福岛地震为例，我们发现贫困并不是导致区域脆弱性的唯一因子，其他因素也可能增加或降低社会风险和国土空间脆弱性。那么，当自然灾害事件牵涉到组织利益或政府机构时，社会是否能够为此买单？政府又是否能够及时止损呢？

  近期研究表明，当洪水来临时，能动性是评估社会脆弱性的重要指标之一，行动不便的老人、幼儿、残疾人等会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伤害。然而，不同情况下脆弱性衡量指标不尽相同，以地中海地区为例，该区域常形成流速极快的洪水，在此情况下，驾驶车辆的人们往往更加脆弱，因为汽车很容易被猛烈的水流冲走（图3），这一现象常常使外地旅客感到不可思议。因此，在欧洲山洪暴发后，50%的丧生者都是汽车驾驶者[10]。

  综上所述，自然灾害是同一时空内气候、水文、地球物理现象与特定区域结合的产物，而该区域必定在某方面具有脆弱性。因此，探究自然灾害形成机制必须了解特定时空条件下所发生的物理和社会现象等。

3. 数据采集和模型建立

  为探索自然灾害发生过程，我们需要收集大量数据并建立相关模型，因其过程具备多学科综合性和复杂性等特征，我们选择分阶段进行研究。实地观测与模型建立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因此，观察现象并采集数据是了解自然灾害形成的物理和社会过程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需要根据实测数据生成一个简化的自然灾害模型，并用此模型来探索是否存在某些难以观察的限制性条件或控制因素。我们构建了洪水泛滥时的道路交通网络模型，并探究影响人们在道路上遇到洪水的相关因素，例如出发时间、是否穿越某些临界点、行走路线等[11]。因此，建立研究模型既可以更好地了解自然灾害发生期间的状况，也可以通过放大某些限制条件来检验特定假设，例如，如果所有人同时离开原路线，而选择走洪水泛滥的道路，会有多少人无视眼下的危险状况将自己置于危险中呢？这种模型并不需要精确地反应实际状况，而是要通过该模型来探索自然灾害发生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作用。

  长期以来，自然科学领域的专家们常常使用模型来理解和预测复杂自然现象，例如大气中云团致雨、蒸发凝云的循环过程。法国气象局的预报员以不同尺度的气象模型为基础，结合当地实际观测情况，探索预测了未来几天甚至几周的天气状况[12]。他们也可以提前预测部分极端事件，例如风暴、暴雨、暴雪、热浪等（有关天气事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空气”部分）。如何预测这些自然灾害及其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目标之一，然而，想要做到全面了解自然灾害发生时所造成的影响，并能够提供相对准确的信息，仍需更多探索与研究。

  预测自然灾害事件及其影响具有高度复杂性。以2011年日本福岛惨案为例，我们根本无法提前预知地震所带来的海啸对整个核电站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再加上事件发生后政府机构的沉吟不决和决策失误，导致福岛几近毁灭。当自然灾害发生时，政府机构不能做到当机立断，民众应当如何未雨绸缪、明哲保身呢？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些问题都是当前风险研究的核心内容。为应对未来极端环境气候挑战，我们仍然需要进行数据观测、分析和建模等工作。

4. 如何应对当前环境挑战

  将尚未发生的自然灾害看作对人类潜在的威胁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科学发展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更加深入，专家们也通过实施技术解决方案来控制自然灾害的发生。19世纪以来，为限制洪水对人类造成的损害，历史学家和水文学家协同合作，利用科技发展精准预测洪水发生的时间和区域，并取得了一定成就[13]。即使人类有一定能力控制自然，但人们是否能够真正的控制自然灾害发生尚且是个未知数，这就提醒着我们必须时刻对自然保持谦卑之心。

  我们已经意识到全球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也必须重新审视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在面临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时，一些社会科学研究员仍然对自然灾害的形成机制及其解决方案充满疑虑。因此，我们除了要阐释风险和脆弱性的定义，也必须明晰适应性和弹性的概念，且后者与前者存在明显差异。根据心理学所提出的理论，适应性和弹性是指一种能够适应危险的必要能力[14]。因此，我们并不能通过控制自然来防止自然灾害发生，而是应该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合理规划国土资源，以此来应对自然灾害并将其损害降到最低，这种处理风险的新方法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承担起使用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为了更好的应对自然灾害，未来的研究还需要提供更多的理论知识，以帮助我们了解各种复杂的环境过程，使得人类社会与自然更加契合、实现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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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及说明

[1] 天主教鲁汶大学，比利时，详情请见http://www.cred.be/和http://www.emdat.be/database。

[2] BRGM，“2003年5月21日布默德斯（阿尔及利亚）发生地震——千叶效应带来的悲痛结局。”，[网络资源]，查阅于2016/7/19，详情可见：www.brgm.fr/sites/default/files/evenement_exposition_seisme_img08_original.pdf。

[3] IRSN，“2003年5月26日周一上午9时24分宫城县（日本）发生七级地震。”，[网络资源]，见网于2003/5，查阅于2016/7/19，详情可见：www.irsn.fr/FR/connaissances/Installations_nucleaires/La_surete_Nucleaire/risque_sismique_installations_nucleaires/Documents/irsn_Seisme-Japon_052003.pdf。

[4] CNRS，“2003年巴姆（伊朗）发生的可怕地震”，CNRS中心，[网络资源]，2005/12前见网，查阅于2016/7/19，详情可见：www2.cnrs.fr/presse/thema/724.htm。

[5] BOUHDIBA,S，“1755年11月1日的里斯本：这场灾难真的只是一次巧合么？伏尔泰和卢梭就此进行争论。”，“几乎无处不在”的研究假设，[网络资源]，见网于2014/10/19，查阅于2016/4/27，详情可见：http://presquepartout.hypotheses.org/1023。

[6] BECK,U，2001，风险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由贝尔纳迪（L.Bernardi）于巴黎奥比尔译自德语，第521页。

[7] BOUZON A.，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意大利兴业银行，“在通往现代化的另一个道路上”，由贝尔纳迪（L.Bernardi）译自德语，社会问题，[网络资源]，2|2002，见网于2013/7/23，查阅于2016/7/19，详情可见：communication questions.revues.org/7281。

[8] WISNER, B., BLAIKIE P., CANNON T., DAVIS I.，2004，“人类正处于危险中：自然灾害、人类脆弱性和灾难”，第二版（1994年第一版），纽约，劳特利奇（Routledge），第470页。

[9] LEONE, F., VINET, F.，2006，脆弱性、自然风险评估方法核心的基本概念摘自：LEONE F.和VINET F.（目录）：“社会和领土对自然威胁的脆弱性”，地理分析，地质灾害，第一节，保罗·瓦莱里·蒙彼利埃大学出版物，第9-25页。

[10] RUIN, I., CREUTIN, J. -D., ANQUETIN, S., LUTOFF C.，2008，“山洪暴发威胁人类生存——2002年9月法国南部风暴期间洪水发生次数与人类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水文学，361(1-2): 199-213，DOI:10.1016/d.jhydrol.2008.07.044。

[11] SHABOU, S., RUIN, I., LUTOFF, C., DEBIONNE, S., ANQUETIN, S., CREUTIN, J.-D.，2016,“MobRisk：一种基于大规模活动的移动性评估模型，可用于评估驾驶员等对山洪灾害的抵抗能力”，交通地理，已提交。

[12] 法国气象局，天气预报，[网络资源]，查阅于2016/4/27，详情可见：
http://www.meteofrance.fr/nous-connaitre/activites-et-metiers/la-prevision-meteorologique。

[13] LANG, M., HEART, D., BROCHOT, S.，2003,“自然灾害的历史信息和防御工程：伊塞尔河和曼尼瓦尔河。”,第18卷，Quae版本。

[14] Villar Clara和David Michel，2014，“生态弹性是保护国土资源的工具么？”，于2014年IT-GO Rosko研讨会（Roscoff，2014年5月22日至23日）上发表，IT Go Rosko 2014研讨会网站：http://roscoff14.catali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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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周仪琪          编审：赵红教授         责任编辑：杨茹月